中國在爭端解決機構中被申訴情況
　　自加入WTO以來，已有22起針對中國發起的爭端解決案件。在這22起案件中，除5起尚在進行磋商或專家組調查，1起中國勝訴外，其余均為專家組及上訴機構裁定中國敗訴，或各方經磋商后達成協議，中國接受申訴方的要求（詳見表1）。這些案件涉及與進出口有關的國內稅制、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實施、文化產品管理、新聞與信息管理、原材料開發利用與出口、金融服務等體制，以及某些補貼和反傾銷措施。磋商結果和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表明，中國在集成電路增值稅退稅、與汽車零部件進口有關的稅收、與鼓勵出口有關的某些退減免稅、出口名牌補貼、知識產權保護和海關產權保護的某些規定、文化產品的進口管理和金融服務的某些體制方面存在著不符合WTO規則之處。在磋商解決或專家組及上訴機
　　WTO成員的被申訴次數越多，大致可以說明其未遵守WTO規則的情況越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從理論上說，一個WTO成員的進口量越大，可能出現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范圍就越大，筆耕論文，可能運用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的范圍也越大，需要自主解釋WTO規則的范圍就越廣泛，因而被其他WTO成員申訴其違反WTO規則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樣，一個WTO成員的出口量越大，可能出現直接或間接補貼的范圍就越大，需要自主解釋WTO規則的范圍就越廣泛，被其他WTO成員申訴其違反WTO規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為了扣除因對同一WTO規則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被申訴情況，達到確定中國未遵守WTO規則的行為是否處在合理水平的目的，在比較工作中，不能直接以被申訴次數來進行測量，而應該以各國／經濟體的被申訴次數與年均進口和出口貿易量之比作為指標。
　　應當指出，由于WTO的某些規則含義模糊，各成員會根據自身的解釋來轉化實施規則，所以經爭端解決后被發現國內體制中有不符合WTO構作出裁決后，中國已經或將要調整上述與WTO規則相抵觸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則之處，并不能說明中國表現出有意違反WTO規則的傾向，其未遵守WTO規則的行為可能是緣于對WTO規則下同一義務規定的不同理解。
　　不同成員對WTO規則的同一義務規定有不同的理解，是產生爭端解決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這一客觀原因的存在，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成員都曾多次被申訴到爭端解決機構，并經磋商承認或經專家組及上訴機構裁定，其相關國內體制與WTO規則不符。因此，實質性問題在于，中國未遵守WTO規則的行為是否處在對同一WTO規則有不同的理解所能解釋的合理水平？為弄清這一問題，需要對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成員在爭端解決機構中被申訴的情況進行比較。
　　通過對數據的整理和計算發現，中國的被申訴次數與年均出口量之比、被申訴次數與年均進口量之比、被申訴次數與年均進出口總量之比分別為O.0023、O.0027和0.0013，低于美國、印度和南非，高于歐盟、日本、加拿大和巴西（詳見表4）。與8個國家／經濟體的平均值比較，中國的被申訴次數與年均出口量之比低于平均值O.0027，被申訴次數與年均進口量之比略高于平均值O.0022，被申訴次數與年均進出口總量之比也僅略高于平均值O.0012。這說明中國在爭端解決機構中被申訴情況所反映的未遵守WTO規則行為，處在對同一WTO規則有不同理解所能解釋的合理水平上。
　　通過轉化實施WTO規則的立法實踐，中國在對外貿易法律制度、外商投資法律制度、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等與WTO協議相關的主要法律領域實現了與WTO規則一致或基本一致。中國在爭端解決機構中的被申訴案件及其裁決結果表明，中國在相關國內體制上與WTO規則有所抵觸。為遵守WTO規則，中國已完成或著手進行了調整工作。通過與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爭端解決機構中被申訴情況的比較，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中國雖有未遵守WTO規則的表現，但并未表現出有意違反WTO規則的傾向，其未遵守WTO規則的行為，處在對同一WTO規則有不同理解所能解釋的合理水平。
　　WTO規則的精確性高于一般國際協議，但仍為其成員留有較多的自由解釋空間。在爭端解決機構沒有作出裁決的情況下，很難判定某個WTO成員的政策和行為是否違反WTO規則。這對直接以遵守的定義來評估中國對WTO規則的遵守造成了困難。由于難以進行直接評估，本文結合國內立法對WTO規則的轉化實施和中國在爭端解決機構中被申訴情況兩個方面的依據，對中國的WTO規則遵守狀況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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