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罪刑法定原則是限制國家刑罰權肆意發動的法治原則,其核心在于疏通出罪機制,以最終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因而是出罪原則,而非入罪原則。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將罪刑法定原則塑造成為兼顧入罪與出罪的通用原則,喪失了其原生特性,并因此在司法實踐中表現出為被告人入罪提供支持、同案異判現象突出以及阻礙超法規阻卻事由的適用等三重現狀。為克服這樣的困境,力爭在每一個案件中都體現罪刑法定原則人權保障機能,可通過三重構造以充分實現罪刑法定原則出罪功能,即杜絕裁判中引述"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入罪的法律依據;建立并強調"罪刑法定原則"與"同案同判"的內在法治聯系;發揮犯罪概念"但書"的作用,確保罪刑法定原則出罪功能的實現。
【圖文】：

鐨譚ǘㄔ酠蚧毓槿巳ūＵ媳局實男魯Ｌ嗉?立法論的難以實現、實質解釋論核心概念不清晰、反向解釋論尚需時間，意味著必須開辟其他渠道落實罪刑法定原則本應具有的人權保障功能。基于積極罪刑法定原則阻礙該原則出罪功能發揮的癥結所在，可以建立基于個案發揮罪行法定出罪功能的三重構造:必須要在形式上消除判決書中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這一表述的濫用;將同案同判納入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涵之中，確保對同類案件同類處理;建立罪刑法定原則和“但書”之間的聯系，通過但書將“同案同判”引向“同判無罪”，疏通出罪的渠道。圖1罪刑法定原則出罪功能的實現的層次圖(一)杜絕入罪裁判中引述“罪刑法定原則”要想完全挖掘罪刑法定原則人權保障之功能，則首先要在司法裁判中祛除“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入罪的依據。目前我國法院往往在判決被告人有罪時大量適用“罪刑法定原則”，彰顯自身判決的正確性。筆者通過無訟案例數據庫以“罪刑法定”為主題詞進行搜索，共計搜索到刑事裁判文書357份，裁判文書樣本時間跨度為2008年到2015年，一審的樣本為228份，二審的樣本為119份，再審的樣本為10份。其中判決書269份，裁定書88份。共涉及全國30個盛自治區和直轄市。重慶市的樣本最多，為65份，其次為廣東省，為36份，浙江省次之，為29份，山東省17份，安徽省和云南省各16份，四川盛江西省各15份。總的來說，這些樣本能夠大致涵蓋我國全國范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對于這357份關涉“罪刑法定”的裁判樣本中，“罪刑法定”這一表述是怎樣被適用的呢?筆者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被告人一方通過罪刑法定原則的解釋，以獲致讓法院判決自己無罪或者應當從輕、減輕處罰。第二類則是人民法院在作出有罪裁判的時候，引用“罪刑法定”，以證明自己裁判的正確性。第三類?

不是爆炸物，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屬刑法所調整的爆炸物，，故一審定罪依據不足，定性不準確。〔31〕第三類模式的使用頻率最少，只有14份裁判文書中以這種方式適用。比如在王某某涉嫌故意傷害罪一案中，二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張某某在主觀上沒有傷害上訴人張某某的故意，客觀上也未實施毆打、摔打或推搡等帶有明顯以損害上訴人身體健康為目的的暴力行為。故被告人張某某的行為在刑事上不構成犯罪，原審判決被告人張某某無罪符合我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32〕罪刑法定原則在刑事裁判文書中的適用模式比例如下圖所示:圖2我國罪刑法原則在裁判文書中的使用模式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看到，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事司法中最為重要的角色乃是，為司法機關做認定有罪的裁判文書時提供支持，以證明司法機關裁判的正確性。通過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頻率，可以看出作為保障被告人基本權利的原則，最大程度地適用這一原則以保障被告人基本權利的群體是被告人自己一方。在我國，司法機關很少適用罪刑法定原則來幫助被告人出罪。換言之，司法機關很少適用罪刑法定原則來保障被告人的權利。筆者并非主張司法機關濫用罪刑法定原則來無節制地擴張出罪的渠道，而是質疑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大量啟用罪刑法定原則來論證被告人的行為應當定罪入刑。在刑事裁判文書中，入罪時使用“符合罪刑法定原則”這一表述，有濫用罪刑法定原則的嫌疑，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入罪的裝飾品，無疑是司法機關潛在理念中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入罪依據的表現，同時這種將罪刑法定原則濫用化，也拉低了罪刑法定原則真正的·110·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30〕〔31〕〔32〕參見陽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陽中法刑一終字第48號裁定書，無訟案例網:http://www．itslaw．com/，最后訪問
【作者單位】： 安徽大學法學院;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刑法出罪機制問題研究”(15 YJA820015)階段性成果
【分類號】：D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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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52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