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的產生及發展

　　稅收法定主義起源于歐洲中世紀時期的英國。按照當時封建社會“國王自理生計”的財政原則，王室及其政府支出的費用由國王負擔。而在當時的英國，國王的收入主要有王室地產的收入、王室的法庭收入、貢金等。但是由于戰爭、王室奢侈等因素的影響，這些收入難以維持其整個財政支出。為了緩解財政上的緊張局面，國王開始在上述收入之外采取諸如借款、出賣官職、征稅等手段來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其采取這些新的增加財政手段的過程中，基于“國王未征求意見和得到同意，則不得行動”這一傳統的觀念，議會與國王之間逐漸就該問題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主要體現為封建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與國王爭奪課稅權的斗爭。

　　1215年，在雙方的斗爭中處于弱勢的國王一方被迫簽署了《大憲章》。該《大憲章》對國王征稅問題作出了明確的限制。“其歷史意義在于宣告國王必須服從法律”（1）。1225年，《大憲章》又獲得了重新頒布。在重新頒布的《大憲章》中補充了御前大會議有權批準賦稅的條款，明確了批稅權的歸屬。在這以后，雙方在此方面的斗爭從未間斷，國王和議會在斗爭的過程中又分別制定了《無承諾不課稅法》和《權利請愿書》，它們都進一步限制了國王的征稅權。1668年“光榮革命”爆發，國王按照國會的要求制定了《權利法案》，再次強調了未經國會同意的課稅應當被禁止。

　　二， 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的內涵

　　所謂稅收法定主義原則，是指由立法者決定全部稅收問題的稅法基本原則，即如果沒有相應法律作前提，國家則不能征稅，公民也沒有納稅的義務。“這一意義上的稅法律主義正是現代法治主義在課稅、征稅上的體現”。（4）它要求稅法的規定應當確定和明確。該原則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使經濟生活具有法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使經濟生活具有法的可預見性，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財產權益。基于此，筆者認為稅收法定主義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征稅要素法定原則。征稅要素“是指稅收之債有效成立所具備的基本要素，它包括稅收債務人、征稅對象、稅基、稅率和稅收特別措施”。（5）征稅要素的法定應當是指征稅要素的各個具體的內容都要由法律②來加以規定，其中一項有違法定主義，則稅收之債便不能有效成立。我們知道，現代國家為了維護其正常的運行必須通過征稅來滿足自身各部門的開支，而稅收體現的是國家政府征稅權與公民財產權之間的沖突。在這個沖突當中，國家憑借其自身的強大力量無疑是處于優勢地位。如果不對國家的此權力予以必要的限制，筆耕論文，勢必會造成對公民財產權的侵害。于是當代各民主國家都通過國家或相關國家權力機構制定相應法律來對國家的征稅行為予以規制。具體來說它要求：（1）國家對其開征的任何稅種都必須由法律對其各個內容專門加以確定才能實施；（2）國家對任何稅種征稅要素的變動都應當按相關法律的規定進行。

　　2，征稅要素明確原則。征稅的各個要素不僅應當由法律作出專門的規定，這種規定還應當盡量明確。如果規定的不明確則定會產生漏洞或者歧義，那么權力的行使不當甚至權力的濫用就會有機可乘。基于此，在稅收的立法過程中，我們在對稅收的各要素加以規定之后還應當采用恰當準確的用語，使之明確化，而盡量避免使用模糊性的文字。

　　三，稅收法定主義與嚴格規則主義

　　在以上分析了稅收法定主義的歷史發展及內涵以后，我們還應當分析一個與稅收法定主義密切相關的概念——嚴格規則主義。

　　所謂嚴格規則主義，是指由立法者嚴格而詳細的規定一切應當由法律解決的問題，而排除司法中自由裁量的觀念。因此，它要求立法者應當將由法律調整的社會生活中的所有問題最細化，使每一個問題都有相應的法律規范來調整，在司法過程中，執法人員要嚴格按照細化的法律來司法，采用三段論的方式來解決遇到的所有問題，而不允許自由裁量。其目的在于通過立法者統一而細致的立法和執法者的統一司法，使整個國家的法律體系處于一個統一的狀態，進而防止司法人員的自由擅斷，從而實現其所追求的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在將其與稅收法定主義比較之后，我們可以發現稅收法定主義實質上是嚴格規則主義在稅法中的具體體現，它在相當多的層面上反映了嚴格規則主義的要求。首先，征稅要素法定要求立法者對征稅的各個要素要詳細、準確、全面、明確的作出規定，這一規定是對嚴格規則主義要求立法者細化法律關系的反映。其次，程序保障原則要求的程序完善、執法者依法執法是對嚴格規則主義要求執法者嚴格按法律規定執法的具體反映。

　　然而，嚴格規則主義畢竟是一種觀念上的追求，它有著其內在的弊端。在司法實踐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深刻的體會到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法律漏洞也不課避免。再者，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社會的發展性也決定了不可能會有一個細致入微，非常固定的法律來解決任何時候的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