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我國普通高校(不含獨立學院)共計2138所，其中獨立設置民辦普通高校403所，只占全國高校總數的18．85%。與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公辦高校占絕對優勢的發展現狀不同，美國私立大學在其高等教育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數量上，美國私立大學在其高等教育領域中早已占據半壁江山，質量上，代表世界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大多數都為美國私立大學。因此，研究和借鑒美國私立大學所采用的辦學模式，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美國私立大學的辦學模式1636年，哈佛學院在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創辦是美國高等教育的發端，同時也標志著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的開始，可以說，哈佛大學比美國更古老，美國私立大學的歷史比美國的歷史更悠長。在深厚的歷史傳統中孕育，在寬容民主的環境中壯大的美國私立大學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在辦學模式方面形成了鮮明的特色。

　　(一)法律體系的健全有力美國私立大學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奪目的發展成果與其完備的法律體系不無關系，這種貫穿于高校內外的法律體系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1791年的《權利法案》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多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1819年的《達特茅斯學院案》的判例直接導致美國公、私立高校的分立。1862年的《莫雷爾法》開辟了美國州政府對私立大學資助的先河。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規定聯邦政府應該為非營利私立學校提供貸款，大大刺激了美國私立大學的發展。1963年的《高等教育設施法》規定聯邦政府向公、私立大學提供資金以促進其教學、科研和圖書館建設。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聯邦政府要向公、私立學校提供定期的全面資助。經后修訂的《高等教育法》又規定聯邦政府不帶任何附加條件向公、私立高等學校提供資助，同時向公、私立大學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貸款。可以說，美國私立大學每一步的發展都離不開相關法律的保駕護航。

　　(二)非營利與營利的分野而治美國的私立大學有非營利和營利性大學。根據美國法律，這兩類機構的區分標準十分明確，“不把扣除成本之后的凈收入分給機構成員的是非營利機構，不受這一限制的是營利機構”。通過分類管理，可以使這兩類私立高校按照自身的特點和運行規則向有不同需求的學生和市場提供相應服務，完成各自的組織目標。美國的非營利私立大學是公益性質的，享受免稅政策，實行學校法人治理制度，一般能獲得比較豐厚的捐贈。非營利私立大學主要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教派所辦的學校，長期以來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中占據明顯優勢。此類高校既有進行精英教育的研究型大學，也有主要進行本科教育的文理學院，比較重視理論和學術課程。美國的營利性大學都是私立的，歷史可追溯到殖民地時期的函授學校。2O世紀90年代以來，營利性大學從高等教育的邊緣逐步融入高等教育大系統。以風凰大學為成功代表的此類高校以企業的形式注冊，作為企業法人受公司法的制約和教育部門的監管。營利性大學服務意識強，以市場和學生的需求為導向設置專業和課程以及授課時間和形式，廣泛運用現代教學手段，實行標準化管理，注重成本控制。發展到今天，營利性大學有權授予從學士到博士的學位，生源主要為在職成人、少數族裔以及成績較差的學生，與非營利大學錯位競爭。

　　(三)共同治理的有效踐行共同治理是美國大學普遍遵循的辦學原則，更是大學自治理念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美國私立大學亦是如此。大學自治已經成為美國大學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主要部分，對大學自治的任何僭越，都可能對大學引發不可想象的災難，共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更好地落實自治而進行的權力再分配。共同治理理論的提出“源于1966年美國教授協會(AAuP)、美國教育委員會(ACE)和美國大學和學院董事會協會(AGB)聯合發布的《學院與大學治理聲明》”，主要特征是把教師、行政人員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納入到大學的內部治理中，使更多的人在大學治理上有話語權。對美國私立大學的治理而言，由各方代表組成的董事會、以校長為代表的行政系統和以教授組成的學術委員會三者之間相互制衡，以確保大學的平穩發展和使命的實現。其中，董事會是大學內部的最高權力機構，成員主要由捐資助學的各方代表、政府官員、社會名流、企業家、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和校友代表組成。董事會不直接干預學校日常管理，但有權任命校長，確定學校發展規劃、制訂規章制度，監督教學質量與辦學目標的落實。校長是行政系統的最高負責人，負責管理學校日常行政事務。學術委員會負責專業設置、課程改革、教學計劃的制訂、教師的評聘、科研項目評審等，保障學術自由。聯邦政府與州政府與私立大學之間沒有直接的隸屬關系，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學校內部的事務完全由學校自主決定。由此可見，共同治理一方面使大學盡可能接納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學校的治理中，實現民主；另一方面又旗幟鮮明地把決策權收歸學校內部，通過董事會、行政系統和學術委員會三方制衡，排除政府干預，維護自治。

　　(四)資源配置的共享多贏各國的高等教育都面臨著需求的無限和資源的有限這一深刻矛盾，如何盡可能地緩解此矛盾，美國私立大學資源共享的理論和實踐給世人巨大啟發。上世紀8O、9O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面臨諸多問題，日益窘迫的財政狀況和得不到保障的教育質量飽受人們詬病。如何通過合作、使資源高度共享以解決降低成本和提升辦學質量等問題引起美國學者的極度關注。喬納森·T·休斯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在《協作走向合作》中對美國教育資源共享的成果進行總結，并提出一套完整理論，成為日后美國高等教育大規模進行資源共享的理論基礎。目前，高等教育資源主要通過建立高校聯盟、提供開放式的教育資源以及開展遠程教育等途徑實現。

　　作為美國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的主要形式，美國已擁有超過30個戰略聯盟，比如著名的常春藤聯盟、大十聯盟等。聯盟內的各高校在教師資源、課程資源、圖書資源、網絡資源、學生資源等方面最大程度的實行共享，以達到優勢互補、聯合攻關、提高質量、控制成本的目的。提供開放式教育資源并反響強烈的先鋒當屬麻省理工學院，其于2001年春季開始推行開放式課程項目，目前大約有1800門課程在互聯網上免費提供給全世界的求知者使用，這一創舉為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教育理念的更新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遠程教育模式主要是通過虛擬大學來最大限度地共享高等教育資源。

　　美國有世界上一流的虛擬大學，如西部州長大學、鳳凰城大學和美國瓊斯大學等，“各虛擬大學通過遠程教育實現了教師資源、學生資源、課程資源以及信息資源等方面優質資源的共享”。

　　二、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啟示我國的民辦高等教育似乎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縱向沒有深厚成熟的發展歷史，橫向沒有可與公辦高校相抗衡的競爭優勢；一方面國家在政策上支持并鼓勵民辦高校大力發展，另一方面卻沒有形成一套內容完備、執行有力的制度系統。因此，當前我國的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前途光明卻無限遙遠，發展道路暢通卻無比曲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前文對美國私立大學辦學模式特質的分析，可以為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提供些許思路。

　　(一)營造完善的法制環境長期以來，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缺乏必要的和強有力的政策法規支持，這已經成為限制民辦資本進入高等教育領域以及限制民辦高校快速發展的最大障礙。此種狀況，一方面與我國法制建設起步晚、進程慢的大環境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對我國的政治體制的狹隘理解而導致民辦高等教育長期得不到重視有關。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快速推進，民辦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凸顯，如何保障我國民辦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營造完善的法律環境是首當其沖的關鍵一步。

　　借鑒美國私立大學的發展經驗，我國應該從中央到地方為發展民辦高等教育做好頂層設計。由于我國屬于大陸法系，以成文法而非判例為主要法源，這就對法律、法規等文件的制訂和完善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對于民辦高等教育的相關法規建設更是如此。中央立法等相關部門層面主要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對民辦高等教育作出門檻式的標準和方向性的指導，從宏觀上為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框架式的規范。

　　地方相關部門則應根據中央政府制訂的法律、法規做出較為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細化標準。由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均衡，區域差異明顯。因此，在不違反上級相關規定的前提下，地方部門可以彈性地為本地區民辦高等教育制定出更為科學、更有針對性、更切實可行的具體規定。目前，我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以下簡稱《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和《民辦高等學校管理若干規定》三部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其他的政策法規中一般只會提到民辦普通本科學校“參照”公辦高校相關標準執行。鮮有地方政府對本地區民辦高等教育作出具體的、可操作、可量化的特別規定。缺乏完善的制度環境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我國民辦高校良莠不齊的發展現狀。因此，做好制度環境的頂層設計，一方面是將政府與民辦高校之間的關系具體化，另一方面也為民辦教育的發展劃出了合理的邊界，設立明確的標桿，有助于依法辦學、規范辦學。

　　(二)落實科學的分類管理美國的法律清楚地界定了非營利大學和營利大學，并對這兩類高校實行不同的政策，使之能并駕齊驅、井然有序地蓬勃發展，共同繁榮著美國高等教育。反觀我國的民辦高校，外部與公辦高校相比實力懸殊、無力抗衡，內部水平不一、良莠不齊，民眾普遍對之持有的態度是質疑、甚至否定。 因此，民辦高校長期“吃不飽”，進而常展“眾生相”，如此惡性循環，發展之路可謂步履維艱。如此現實說明，頂層制度設計的潦草，必然導致下層具體落實的混亂，“一刀切”的舉措并非能達到“齊步走”的效果。

　　非營利性民辦高校和營利性民辦高校在歷史、規模、辦學理念和運行機制等方面有較大差別，必須分類而治，才能各顯其能。可見，根據盈余能否分紅把民辦高校分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兩種，對其進行分類管理，既是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改變我國民辦高校發展窘境的迫切需要。非營利性民辦高校不得以營利為目的，為公益性組織，按學校法人注冊與管理，享有與公辦高校在稅收、用地等方面同等的優惠政策，除辦學經費依靠自籌外，政府在財力許可范圍內可提供財政資助。營利性民辦高校依靠提供相應的高等教育服務達到營利的目的，以企業法人的性質注冊與管理，同時受公司法的制約和教育行政部門的監管，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通過區分營利與非營利來對我國民辦高校進行分類管理，不僅有助于民辦高校明確組織目標，理順內部關系，培育學校特色，還有助于民辦和公辦高校之間合理競爭，激發各自辦學活力，提高辦學水平，更有助于滿足學生和社會多層面、多樣化的教育需求，豐富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

　　(三)構建開放的治理結構治理的實質是為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而實行的一種管理機制，可以說是一種高級狀態的管理，其特征是通過溝通協調、平等互動以形成相互信任、互相依賴的網絡式組織結構以實現增進公共利益的持續過程，區別于以強制、命令等方式形成自上而下、等級分明的科層秩序達成組織目標的管理方式。“美國大學的成功就在于大學自治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在大學治理上凸顯了社會參與、專業自主、政府引導、公共選擇與大學自治相結合的特色，形成了一種多元治理結構,2對于我國民辦高等教育而言，構建開放的治理結構尤為必要：一是民辦高校辦學的規范性需要國家加以引導和監督；二是民辦高校辦學的質量標準需要學術同行的鑒定與評價；三是民辦高校的社會聲譽需要校外人士的反饋與傳播；四是民辦高校的持續發展需要發揚民主、集思廣益。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規定，我國民辦高校普遍設有董事會或理事會作為學校的決策機構。同時《實施條例》中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擔任民辦學校理事會、董事會或者其他形式決策機構的成員。”因此，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原因，當前民辦高校的董事會或理事會等決策機構成員成分比較單一，主要為學校的投資者和最高管理者，有少數能吸收學界和社會力量，但其所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可以說，我國民辦高校的決策管理體制基本屬于封閉的自我管理模式，與外界互動有限，與內部溝通不暢，決策管理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大打折扣。為此，我國民辦高校要以開放的姿態與胸懷，廣泛吸收各方代表，多方參與、共同決策，核心是要把國家權力、學術權威和市場三方力量加以融合、積極消化，并將之作為學校下一步具體運作的直接依據。

　　(四)共享豐誓的優質資源當前，我國公辦高校在資源共享方面已經做出許多有益探索，并取得不俗成績，如武漢地區的七校“聯合辦學”、以 “2011計劃”為先鋒的“協同創新”以及各種形式的“高校戰略聯盟”。相比之下，民辦高校在資源共享方面卻鮮有作用。

　　事實上，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民辦高校在辦學經費、師資水平、基礎設施等辦學條件方面與公辦高校相比存在明顯劣勢，更需要通過資源優化、協同發展來彌補自身不足，增強辦學實力。

　　美國高校的資源共享模式以及我國公辦高校已經做出的相關探索為民辦高校今后在共享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方面提供了有益經驗。此外，高等教育的日益開放也為校際、校企之間的合作、交流和互認提供了一定的條件。因此，為順利開展合作辦學，實現稀缺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高效利用，提升辦學實力，民辦高校首先要拋棄閉門造車、單打獨斗的傳統辦學觀念，確立開放辦學、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筆耕文化傳播，為資源共享營造良好的氛圍。其次，民辦高校要嚴把教學質量關，積極培育優勢學科、努力凝練辦學特色，不斷提高學校聲譽，爭取社會的認可和尊重，為資源共享奠定堅實的基礎。再次，民辦高校要在學生培養、課程設置、教師聘用和財務管理等方面形成有利于資源整合和重組、共享和互換的靈活機制，為資源共享提供便利的條件。最后，民辦高校要走出校門、走進社會，與其他民辦高校、公辦高校、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等積極溝通聯絡，構建合作聯盟，為資源共享創造實踐的平臺。

　　不可否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屬于弱勢群體，可以說是先天發育不足，后天又營養不良，長期以來得不到社會的認可。雖然我國近年來大力推進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但收效甚微。縱觀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和未來趨勢，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往往更能代表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特有的收入最大化、預算軟約束也決定了公辦高等教育不可能長期一枝獨秀，私立高等教育必然會與之分庭抗禮，在一定時期甚至會更勝一籌，在世界經濟形勢嚴峻，各國財政壓力遞增的今天更是如此。可以說，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關系著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直接關系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速度和質量，另一方面也關系著未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格局與潛力。作為世界高水平大學代表的美國私立大學所具備的顯著特征恰恰是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所缺乏的，因此，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應重點在法制建設、分類管理、共同治理和共享資源方面大力突破，唯有如此，我國的民辦高校才可能異軍突起以擔當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