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改革已經進行30多年，取得明顯成效。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國新一輪經濟改革拉開序幕。盡管改革有延續性和路徑依賴，但這一輪經濟改革處于新的發展階段。由階段性特征決定，服從于發展目標，這一輪經濟改革無論是內容還是路徑都與過去的改革有明顯區別。
　　一、在改革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其中，最具標志性的特征是，我國從2010年起GDP總量達到世界第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也就是達到一般意義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標準，進人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此起點上，要解決的發展問題就不是在低收入階段提出的發展要求，而是要解決中等收入國家階段的發展要求。這里有兩方面要求：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就發展方式來說，我國雖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發展方式還停留在低收入國家階段。其突出表現，一是發展目標單純追求GDP；二是發展戰略突出外向型；三是發展要素依賴物質要素；四是發展條件依靠高儲蓄和低勞動成本。這種發展方式面臨兩大壓力：一是資源環境供給不可持續，使這種方式的發展進入極限；二是這種發展方式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在低成本方面競爭，又無法與發達國家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競爭。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做了解釋，一些在20世紀70年代就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新興市場國家，直到2006年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難以突破1萬美元，并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原因在于進入這一發展階段后，過去較長時間內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我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威脅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收入差距達到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最高點；二是腐敗指數也達到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最高點。這兩方面威脅主要還是體制問題，尤其是收入分配體制。過去30多年的改革，面對平均主義分配體制產生的低效率問題，著力點是提高效率，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政策層面則是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改革的發展效應是明顯的。
　　我國經濟發展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意味著居民生活水平不但過了溫飽階段，而且已經或正在進入小康階段。在這個階段，居民關本文由收集整理心教育與健康問題，也產生明顯的公民維權意識，對公平性發展的訴求日益強烈。在低收入階段為謀求發展，人們可能容忍收入差距擴大，而在中等收入階段，人們不可能繼續容忍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權利的不公平以及由此產生的收入差距。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化，人們對改革成果的分享存在明顯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民群眾改革熱情的充分發揮。在這個背景下，是否仍然強調效率優先的改革就值得思考。如果不講公平，隨之產生的社會矛盾會影響整個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進程。人民不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就不會繼續支持改革和發展。這就有必要適時提出將經濟發展模式由效率性發展轉向公平性發展，公平性發展涉及機會公平、權利公平、規則公平。盡管現階段公平性發展是以前一階段的效率性發展所提高的效率為基礎，但由效率性發展轉向公平性發展需要新一輪改革來實現。既涉及收入分配改革，又涉及資源配置機制改革。
　　由效率性分配轉向公平性分配，改革目標是縮小收入差距，改革對象是過去改革所形成的效率優先的收入分配體制。在政策層面上就是由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讓大多數人富起來。過去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要在體制上解決推動GDP增長的動力，現在解決大多數人富起來的問題，是要使廣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長成果。這也符合鄧小平的戰略思想。他在1992年視察南方時就提出，等到沿海地區達到全面小康水平后，就要提出先富幫后富、共同富裕的要求。按此思想，轉向公平性分配在收入分配體制上需要解決兩個突出問題，一是提高低收人群體收入，二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與此相關的體制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初次分配領域建立提高勞動報酬比重的機制。前一時期分配的指導思想是初次分配講效率，再次分配講公平；相應的分配機制是初次分配靠市場調節，再次分配靠政府調節。現在為實現公平性分配，初次分配領域不能只講效率，也要講公平。在資本、勞動、管理、技術投入都參與收入初次分配的條件下，需建立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機制。與此相應的調節機制，不能只是市場調節，更需要其他方面調節，其中包括維護勞動權益的法律規范、企業內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等。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勞動報酬比重。
　　二是在再分配領域強化公平分配的機制。再分配更加講公平，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需要相應的體制來保證。首先，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先富幫后富的機制，除進一步完善累進的所得稅制度、轉移支付制度外，當前最重要的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區域間的均等化。在此過程中享用教育、基本醫療、公共交通等需要付費的公共服務，不僅要橫向公平（誰享用誰付費），還要縱向公平（按支付能力支付），使低收入群體有能力享用基本公共服務。在前一時期改革中，市場化范圍過大，把不該市場化的公共服務部門市場化了，如賣醫院、賣學校、賣公共交通，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放棄了公共服務職能。現在這些公共服務應該還給政府（不排除私人辦學校、辦醫院、辦公交作為補充），以保證低收入者能上得起學、看得起病、坐得起公交。其次，完善以政府為主導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障體系和對困難群體的社會救助制度。應當明確，政府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起主導性作用。

　　當今，科技創新以科技進步為源頭，包括企業技術創新與大學知識創新兩大創新系統。政府的作用就是對這兩個創新體系進行集成。集成創新體系指創新系統中各環節之間圍繞某個創新目標的集合、協調和銜接，從而形成協同創新。政府對包括產學研在內的創新系統進行整體協調和集成的主要方式：一是建立大學科技園，搭建產學研合作創新平臺；二是提供激勵性政策和體制，既要激勵從事知識創新的大學和科學家向前走，進入新技術孵化階段，也要激勵企業和企業家進入新技術孵化階段，并敢于為孵化新技術投資。這兩方面的激勵實質是激勵產學研協同創新。
　　轉向創新驅動，環境建設非常重要。改革開放初期，沿海發展開放型經濟時，著力打造“七通一平”的引進外資的環境。現在轉向創新驅動，需要引進和集聚創新資源，相應的需要解決好兩個體制問題：一是活躍的風險和創新投資，既要有活躍的敢于向孵化新技術提供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也要有為風險投資者提供創業投資及時進出的完善的股權交易市場。二是集聚創新人才的機制和環境。創新環境和開發環境不完全相同。前者更重視人力資本環境，增加人力資本供給就能驅動創新。這就需要改變對低成本發展戰略的認識。低成本戰略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以較低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作為比較優勢。這種低成本比較優勢在貿易領域可能有效，但在創新驅動型經濟中就不適用。低價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質勞動力，只有高價位的薪酬才能吸引高端人才，才能創新高科技和新產業，從而創造自己的競爭優勢。因此，改革的重要內容是為創新創業人才提供宜居宜研宜產業化的環境和體制。
　　顯然，就轉向創新驅動來說，經濟改革不僅需要進一步發揮市場的作用，包括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市場競爭壓力等，更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其前提是政府自身的制度創新，形成激勵創新的體制和文化環境。
　　三、在改革中克服城鄉二元結構
　　我國是典型的社會經濟二元結構國家。“三農”問題是發展的基本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克服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路徑是，以工業化解決農業問題，筆耕文化推薦期刊，以城鎮化解決農村問題，以農民進城解決農民問題。這對“三農”發展起到明顯作用。對“三農”來說，這種發展基本上屬于“外源式”發展。現在全國城市化的水平已超過51%，農業產值占GDP比重降到10%。但“三農”與工業和城市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在此背景下的“三農”發展需要轉向“內生性”，這就是直接以農業、農民和農村為發展對象，發展重心轉到農村，主要途徑是城市中的發展要素擴散到農村城鎮，改變農村落后狀況，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其基本路徑是改革，打破二元結構背后的城鄉二元體制。
　　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業現代化。農業中現有的生產要素無力承擔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農業現代化靠的是引入現代生產要素：一是科技要素，二是人力資本要素。相應的制度安排是城鄉間要素的平等流動，尤其是現代生產要素流向農村。現在的問題是發展要素只有流出，沒有流入，癥結在于農業收益太低。這就提出了農業改革的方向：保證農業市場收益，從而提高農民獲取現代要素的能力。這涉及以下三方面改革：
　　一是改革流通體制，保證農產品的價格收益。要求在價格機制上真正實現等價交換，保證農民獲取符合價值規律要求的價格收益。只有這樣，農業才有能力獲取新的生產要素。過去是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壓低農產品價格，現在是農產品流通體制導致過高的交易成本。一方面，分散經營的農民面對中間商，由于信息不對稱，談判能力差，即使農產品在市場上賣出好價錢，收益也不會流入農民的錢袋。另一方面，農產品存在季節性，受自然條件影響，市場價格波動太大，農產品的價格風險很高。改變這種狀況的有效途徑是發展現代農產品市場體系，建立現代農產品流通組織；組建農民參與的銷售組織（合作社），承擔農產品銷售，提高農民的談判能力。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保證農民獲得應有的市場收益。建立農產品期貨市場或建立農產品風險保障基金，為農產品生產鎖定風險。
　　二是改革農產品產業組織，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目前，農產品主要以初級產品進入市場，附加值太低。擴大農業生產過程的分工和農產品由初級產品向最終產品延伸及相應分工，才能真正提高農業收益。這就提出農業工業化的要求。，一旦農民提供給市場的農產品是經過加工的農產品，也就是附加了加工價值的農產品，才可能有較高收益。而且在這種一體化產業組織中，農產品生產的盲目性也可大大降低。農產品產業鏈的組織和分工，只能在較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組織中進行，發展公司型家庭農場或專業性股份合作經濟就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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