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13年3月19日接受金磚五國有關媒體的聯合采訪，闡述了金磚國家合作的重要性及其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順應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必須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近年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作用明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進行了份額改革，這是朝著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步伐。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希望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完善、更符合世界生產力發展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國共同發展。” “金磚國家合作有利于促進世界經濟更加平衡、全球經濟治理更加完善、國際關系更加民主。”[1]
　　習近平主席的這一講話，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和指導意義，有助于我們認真思考和廓清金磚國家合作與全球治理轉型之間的關系。習近平主席這里所指的“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應該理解為不僅是目前的改革全球經濟治理，而且包括長遠的全球經濟治理民主化。
　　當代世界“新興力量”
　　的主要代表
　　金磚國家包括了當今主要的非西方的、發展中的大國，是當代世界“新興力量”的主要代表。
　　按照國名的英文字母順序，巴西、本文由收集整理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均為拉美、歐亞、亞洲和非洲的主要大國，本來在世界政治中就舉足輕重，在過去20年，金磚五國都實現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變得舉足輕重。中國和印度分別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人口大國，人力資源極其豐富。巴西為拉美頭號大國。俄羅斯不僅在領土上橫跨歐亞兩大陸，在國際關系的舞臺上，俄羅斯既是八國集團的成員，又是二十國集團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成員。中國和俄羅斯均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巴西和印度也擔任過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西方把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國稱作“新興大國”。
　　不過，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由于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內部的經濟與社會轉型和外部的西方金融危機，金磚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均出現下滑，“含金量”在褪色。展望未來，一個可能的前景是，金磚國家繼續增長的有利因素減少，而不利的制約因素增加，使得金磚國家難以再現過去20年那樣的高速增長。[2]
　　盡管如此，金磚國家，尤其是中國，在過去20年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是各國進一步發展的實力基礎。如果這些國家今后的發展方向正確、措施得力，仍然可能創造新的戰略機遇，取得巨大的成就。那樣的話，這些國家不僅鞏固其已經獲得的世界新興大國地位，而且還能更上一個臺階，成為“全球政治經濟重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主要塑造者。[3]
　　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
　　現存的全球經濟治理存在著許多不合理性。這些不合理性主要表現為：第一，西方國家主導、甚至壟斷全球經濟治理，使全球經濟治理徒有其名，而在聯合國體系中占據多數的非西方的、發展中的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充分參與、實際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仍然嚴重不足。自1945年以來，歐美分別占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領導位置。第二，西方國家處在制定和執行國際規則的地位，非西方國家則處在受國際規則制約、調控的地位，很難對國際規則的形成施加實質影響。歐盟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而經常使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也是歐盟。第三，國際金融制度主要反映和體現了西方國家的利益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1997年，一些亞洲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隔岸觀火”，筆耕文化傳播，不直接向這些國家伸出援手，而且嚴厲批評這些國家，認為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的內部治理不善。相反，2008年美歐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沖在前頭，為解決西方金融危機出謀劃策。尤其是，歐洲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深入歐洲債務危機的解決過程中，成為與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并駕齊驅的“三駕馬車”之一。
　　正因為現存全球經濟治理存在著這樣或者那樣的不合理性，自20世紀后期以來，改革全球經濟治理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強烈訴求。當然，在發達國家，也存在著改革全球經濟治理的驅動力量。迄今為止，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差別在于如何理解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和如何改革全球經濟治理。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改革全球經濟治理上，有許多共同認識和共同要求。
　　2008年爆發、一直持續到現在的美歐金融危機為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提供了一個歷史性契機。危機重創了美歐的實力地位，動搖了現存國際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為尋求國際社會集體應對危機，美歐同意加快全球經濟治理改革。但是，這樣的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注定具有局限性、片面性。西方國家不會自動放棄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控制權和領導權，它們要求發展中大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卻并不打算賦予發展中大國與責任相應的國際權力，甚至拖延時間，抵制和阻止不利于自身的改革。
　　這次金融危機期間，通過二十國集團機制談判達成的一些改革全球經濟治理的措施，比如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份額）重新分配，盡管對美歐在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控制權無傷大雅，仍然沒有得到落實。2010年，為了讓新興大國參加國際合作，協助美國擺脫金融危機，美國行政當局帶頭發起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口號是提高發展中大國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但三年時間過去了，美國國會仍未批準相關改革協議。[4]華盛頓實際上正在妨礙全球經濟治理的民主化進程。而歐洲也是同樣的情況，不愿意馬上兌現即使是有限的改革承諾，甚至試圖阻礙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5]西方國家同意的改革是有限的，不能傷及其對這些機構的控制。事實上，在2011年和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更替領導人時，西方國家堅決阻止了一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候選人挑戰，強力維持了歐美分別對這兩大機構的絕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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