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供采信中存在的問題口供，在審查起訴階段。即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與口供密切相關的兩個概念是口供的證明力和證據能力。口供的證明力是指口供對案件事實的證明是否具有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證明作用。它是口供客觀存在的固有屬性。口供的證據能力是指口供能夠成為法律允許的訴訟證據的條件或資格，是口供能夠被采信的前提， 本文所闡述的口供僅限于具有證據能力的口供。

　　口供具有很強的證明力， 國內闡述口供證明力的文獻很多。口供為何具有如此強的證明力．學者們普遍認為口供具有直接性、有利于對其他證據進行甄別和取舍； 口供的佐證功能可以使執法者合理化自己的判斷；口供可以滿足警方深挖犯罪的需要：口供具有典型的“人事合一”之特征等等。筆者認為，首先在于口供是具有“七何要素”最完整的證據，沒有哪種證據能夠像口供一樣包含犯罪構成所要求的全部信息；其次在于人類的訴訟證明活動，是對既然事實在主觀上的重組與拼湊， 口供是證據間得以印證的“粘合劑”。口供的證明價值是其他任何證據所無法取代的，實踐中不論是“零口供規則”， 還是“口供后置規則”。都無法阻卻檢察人員對口供的青睞。

　　在審查起訴階段， 檢察人員常常會遇到諸如口供前后不一致，同案人口供，以及只有口供而無其他證據證明的事實等等情況。在這些情況下．應當賦予口供多強的證明力、單獨口供能否被采信，等等問題是檢察人員必須面對和判斷的。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本文嘗試從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出發． 并最終提出疏淺的解決對策。

　　二、產生問題的原因(一)審查起訴階段證明標準過高檢察制度起源于法國，并最終推廣到全世界。在兩大法系國家， 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責都是對犯罪人提起控訴，法國和美國等一些國家，檢察官還具有偵查指揮權。普遍認為提起控訴的證明標準要低于法庭定罪的標準， 只要其單方證據足以認定構成犯罪即可起訴。如德國法規定，只要具備“足夠的事實根據”，檢察官就要起訴到法院；英國法對提起控訴的要求為“現實的定罪預期”。l51與國#l-X<同的是，我國的檢察官不具備偵查指揮權．但具有法律監督權．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為了監督法律的正確實施． 確保法院能夠正確適用法律、恰當定罪量刑，起訴標準被要求必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一證明標準于法院的定罪標準一樣。

　　同時，由于我國沒有建立完備的量刑制度，基于對量刑權的監督． 審查起訴階段的檢察官還享有量刑建議權。為了提出準確的量刑建議，也同樣要求檢察官要像法官一樣，嚴格、充分地審查案件，對事實的認定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

　　審查起訴階段太高的證明標準． 致使檢察人員為了達到“內心確信”．不得不依賴于口供。

　　(二)對刑訊的憎惡與恐懼但是，口供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犯罪嫌疑人時常受到認知、心里、情感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從而做出于客觀事實不符的描述。還有學者認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所處的被羈押狀態， 以及偵查人員在獲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方面所具有的超強地位，使口供的自愿性很難得到保障。嘲在實踐中，同樣存在犯罪嫌疑人為了弱化自己的主觀惡性， 故意避重就輕地供述，甚至歪曲事實來推卸責任；也存在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基于壓力而做出虛假口供， 在后續訴訟環節“翻供”的情形。同時，記憶的模糊也造成口供中事實描述的不清晰，甚至前后矛盾。等等情況的存在，造成了口供的(多變)不穩定性。

　　然而． 我國傳統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卻x,l-口供有著特殊的偏愛。明律規定：“鞠問刑名等項， 必據犯人之招草，以定其情。”清律也同樣規定：“必據犯者招草以定其罪”。用對口供的狂熱追求容易引發刑訊逼供． 我國封建社會甚至為獲取口供而授予司法官合法刑訊的權力。如唐律規定，拷問被告人，“拷滿不承，取保放之”，但同時還規定：“諸應訊問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訊，違者，仗六十。”[81雖然要求拷問前必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但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刑訊帶來的虛假供述也時常發生，在“斷罪必取輸服證詞”的情況下，冤假錯案也就在所難免。特別是近年來新聞媒體對一些冤假錯案的披露， 暴露出偵查機關違法取證和對口供過分依賴的現狀。進入我國現代法制(法治)時期，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吸收和借鑒了大量現代刑事訴訟理念，但中國法律傳統文化中所嵌入的刑訊逼供的憎惡和恐懼。永遠是中國法律人一個無法打開的心結。

　　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夾擊下， 我們一方面否定口供的獨立性和證明力， 希望可以繞開口供來證明案件事實；但另一方面，證據的取舍判斷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口供，口供是檢察人員實現“內心確信”的保障。面對口供，檢察人員常常是小心翼翼，當遇到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時． 很容易便陷入矛盾選擇的境地。

　　三、重識口供，犯罪是對社會秩序最強烈的破壞。穩定的社會秩序是人類生產、發展的前提。懲罰犯罪是刑事訴訟永恒不變的主題。并且在現代刑事訴訟制度下衍生出兩大理念： 職權偵查和強制起訴。在某些案件(所謂的“密室犯罪”)中口供可能是認定事實的唯一證據，特別是現代社會，有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逐漸增多，犯罪日趨專業化、科技化，如果再一味地貶損口供的獨立性和證明力． 勢必造成犯罪份子得不到應有、及時的懲處，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筆者比較贊同龍宗智教授對我國訴訟證明模式的判斷。龍教授認為我國的證明模式是“印證證明模式”。嘲這種證明模式強調證據的“外部性”，輕視證據的“內省性”。與“自由心證”強調單個證據的證明力不同，“印證證明模式” 強調的是整個證據鏈的相互印證。在沒有其他證據相印證、構成證據鏈條的情況下． 單個證據即使具有強大的證明力也無法被采信，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只有口供不能認定犯罪事實的原因。口供雖然具有很強的證明力，但當其作為單個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時， 同樣需要其他證據的印證以形成證據鎖鏈。這里的證據印證，不是口供的證明力缺陷所致，而是“印證證明模式”的客觀要求。

　　口供應當具有完整、獨立的證據價值。口供的證明力是口供的固有屬性， 對口供的選擇是人們在價值判斷過程中自發形成的。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應當是司法機關永恒的價值追求，對公平、正義的追求，要求檢察人員關注的不應當是證據的形式． 而是其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口供因其“人事合一”的屬性而成為優勢證據，也是理所當然。在保障了證據能力的前提下，口供可以發揮出其他證據無法比擬的優勢。

　　我們不能因為對刑訊逼供的憎惡和恐懼． 就否定口供的獨立性和貶低其證明價值。分析、支持口供的獨立證明價值，不是認為口供可以被肆無忌憚的采信，而是要告訴人們，口供跟其他證據一樣，對證明案件事實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 不能因為世俗的偏見就對其進行否定和貶損。

　　認識到我國的訴訟證明模式和口供的獨立價值后，審查起訴階段的檢察人員，對待口供就應當持有一種客觀公正的態度。口供作為一種證據，(跟其他證據一樣)是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眾多類證據之一，其證明力由其自身屬性決定， 其可采信性由其證據能力保障。當然，現代刑事訴訟活動，是打擊犯罪與人權保障的統一．在堅持“疑罪從無”和“有利推定”的原則下， 單個證據不應該成為證明犯罪事實的充分證據，應當有多方證據的相互印證，但是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單個(口供)證據的價值，特別是在證明案件事實某一方面的(充分)證明作用。

　　四、實踐中的解決對策

　　(一)“超額”口供能否采信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如果已有足夠證據證實某人涉嫌犯罪，只是其口供中對涉案金額、次數等細節的供述超出了偵查機關所掌握的范圍，即所謂的“超額”口供。這部分口供并不涉及到定罪，只是關系到量刑，特別是在一些沒有直接被害人或者被害人難以確定的案件中，“超額”口供很難得到其他證據的佐證，那么這部分口供是否可以采信?

　　筆者認為，“超額”口供在不涉及定罪，僅涉及量刑的情況下，應當給予采信。首先，不論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的規定，還是域外法治國家對口供的諸多規制，主要是針對定罪而言，大都不涉及到量刑。其次，根據“當事人沒有動機承認一項導致對己不利(偏見)案件的事實，除非這個事實是真實的”法諺，口供中多次承認的犯罪事實，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真實性。第三，我國《刑事訴訟法》要求犯罪嫌疑人對于偵查人員的提問要如實回答；刑法修正案(八)也將“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作為法定從輕處罰情節：

　　犯罪嫌疑人的如實供述反映出其對自己行為的認識，是主觀悔罪的表現。一個認識到并且愿意承認錯誤的人， 國家或者法律應當給予認可和接受。第四，我國奉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犯罪嫌疑人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但這并不意味著就可以放縱犯罪。特別是我國有著追求實體正義的傳統，任何司法改革都不能脫離法律傳統及現實國情． 檢察人員在堅持人權保障的同時， 也應當擔當起堅決打擊犯罪的職責。

　　如果“額外”口供是虛假的．檢察人員在沒有竭盡所能尋求其他證據佐證而采信了該口供， 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筆者認為不應當。首先，法律責任的構成是主客觀相統一， 如果檢察人員遭受犯罪嫌疑人的蒙騙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基于其主觀不能，不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其次，訴訟證明是對既然事實的一種主觀認識上的“拼湊”，加之訴訟證明受到時間(訴訟期限)和手段(手段要合法)上的限制，無法實現對既然事實認知的絕對真實， 在審查起訴階段出現判斷錯誤，也是必然的。

　　(二)僅憑口供能否認定主觀方面大多犯罪都要求主體必須是“明知”的．而很多案件中對“明知”的判斷，并沒有太多的客觀證據．通常是通過口供來獲取。這就存在一個問題，如果不能確定“明知”，則無法構成犯罪，但要確定“明知”，卻又只能依據口供，有悖“只有口供不能定罪”的原則。

　　筆者認為，口供能否單獨認定主觀方面，應當分情況區別對待：如果犯罪嫌疑人未被羈押，其言行均是自由的， 并且其在偵查階段的多份口供均承認了自己的“明知”，審查起訴階段也同樣堅稱自己是明知的，這樣的口供應當給予采信， 僅憑口供就可以認定其主觀方面。如果犯罪嫌疑人處于羈押狀態，供述的自愿性很難得到完全保障，基于對口供(單個證據)謹慎采信的態度，需要其他證據給予補強，不能僅憑口供認定其主觀方面。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中，賦予了被告人認罪案件中口供較強的證明力。對于口供中承認的事實不再進行實質性辯論和質證，直接轉入對罪名、量刑及其他有爭議問題的辯論。并且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可以說，國家對單獨口供能夠認定案件事實給予了認可的態度。

　　憑借口供認定主觀方面， 最終涉及到對行為性質的認定。是否與前文所闡述的“單一證據不能認定犯罪”，及 “只有口供不能認定犯罪”相矛盾。筆者認為不矛盾。該處對口供的采信，是在犯罪構成其他要件(主體、客體、客觀方面)已經證實的情況下，通過口供僅僅來判斷行為人的主觀方面， 不同于僅憑口供來認定犯罪(四個方面的要件)。并且犯罪嫌疑人主觀方面的認定，大多需要通過口供來完成，如果過分強調客觀證據證明要求， 勢必造成很多犯罪行為無法認定。

　　(三)同案人口供的證明力同案人作為犯罪的共同參與者。對犯罪事實有著清晰的認識，特別是同案人彼此相互印證的口供，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對認定案件事實具有重要的證據價值。但同案人口供具有證人證言的特點。應當通過“交叉詢問”的方式來判斷其真假， 基于審查起訴階段的現實情況，“交叉詢問”根本無法實行，因此對同案人口供的采信應當持謹慎的態度。

　　域外各法治國家． 對同案人口供在案件定性中的積極意義大都持否定態度。英國法律規定，只有當同案人的供述是有利于嫌疑人時才能被采信． 如果僅僅成為控方證據則不能被采用。德國法律規定，構成本案嫌疑人，或已經作出有罪判決的人員．不得成為同案證人。日本法也規定，共同被告人在同一程序中不得成為其他被告人的證人。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審理毒品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 在處理被告人翻供等毒品案件時，“僅憑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當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的口供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 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

　　在犯罪嫌疑人認罪的情況下， 同案人的口供作為對其供述的佐證，在能夠相互印證的情況下，應當被采信。如果犯罪嫌疑人否認參與了犯罪。而同案人一致或多數指認其參與了該犯罪活動， 此時對同案人口供的采信必須要有其他證據的補強。因為在共同犯罪中，同案人為減輕自身處罰，會虛構事實，故意夸大其他參與人員的數量和作用， 因此其口供的真實性存在很大的問題。在不能實現犯罪嫌疑人與同案人對質的情況下。同案人口供如果用來證明案件事實，必須要有其他證據的補強，不能僅憑同案人口供認定犯罪嫌疑人涉嫌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