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四年(1715)，沈德潛完成《唐詩別裁集》的編撰。康熙五十八年(1719)，沈德潛完成《古詩源》一書的編選。雍正三年(1725)，此書刻成。隨后開始編選《明詩別裁集》。雍正九年(1731)，沈德潛寓居古龍庵，用一個月時間完成《說詩眸語》。把此書和《明詩別裁集》對比來看，關于明代詩人的評價兩書完全一致，遣詞造句也多有雷同，可以看出，《明詩別裁集》一書的主體部分在此時已經完成。雍正九年，沈德潛應浙江總督李衛之聘到杭州參與《浙江通志》的編寫。雍正十年(1732)，又應織造海保之聘修撰《通鑒》，雍正十二年(1734)，《通鑒》成書，隨后《明詩別裁集》一書也在此年完成。

　　此書的另一編撰者周準，字欽萊，后改字迂村，浙江錢塘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沈德潛與城南詩社的一些詩友游杭州西湖，與周準在靈隱寺定交，此后近五十年，兩人一直保持著亦師亦友的密切關系。周準不但參與了《明詩別裁集》的編撰，而且參與了《清詩別裁集》的編撰。在詩學觀念上，他完全追隨沈德潛。

　　《明詩別裁集》的編選首先是沈德潛試圖構建中國詩歌史的嘗試，這種行為的發生背景和《明詩綜》很類似，都是在唐宋之爭的大背景下如何評價明詩的地位。康熙末年，宗唐風氣蔚然成風，沈德潛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唐詩別裁集》序說：“德潛于束發后，即喜鈔唐人詩集，時競尚宋、元，適相笑也。迄今幾三十年，風氣駁上，學者知唐為正軌矣。”① 在這種宗唐反宋的風氣下，沈德潛所建立的詩歌史，棄宋元而不顧，在古詩、唐詩之后，代表詩歌發展方向的直接是明詩。《明詩別裁集》序說：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⑦這種觀念顯然是承繼李攀龍和陳子龍等人。李、陳都認為，只有明詩繼承了唐詩的優秀傳統，所以古詩至唐至明才是中國詩歌發展的正途，所以李攀龍編選《古今詩刪》，唐詩之后，直接是明詩，筆耕文化傳播，棄宋元而不顧。陳子龍編《皇明詩選》，如上文所言，也是再三強調明詩是唐詩的直接繼承者。沈德潛編選《唐詩別裁集》和《古詩源)之后，又編選《明詩別裁集)，對明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認定與李攀龍《古今詩刪》十分接近。

　　除了建構詩歌史的嘗試外，《明詩別裁集》

　　還是對前代明詩選本的撥亂反正之作。其序說： 編明詩者，陳臥子《皇明詩選》，正德以前，殊能持擇；嘉靖以下，形體徒存。尚書錢牧齋《列朝詩選》，于青邱、茶陵外，若北地、信陽、濟南、婁東，概為指斥；且藏其所長，錄其所短，以資排擊。而于二百七十余年中，獨推程孟陽一人。而孟陽之詩，纖詞浮語，只堪爭勝于陳仲醇諸家，此猶余丹砂而珍溲勃，貴箏琶而賤清琴，不必大匠國工，始知其誣妄也。國朝朱太史竹坨《明詩綜》，所收三千四百余家，泯門戶之見，存是非之公，比之牧齋，用心判別。然備一代之掌故，匪示六義之指歸，良栝正閏雜出錯陳，學者將問道以親風雅，其何道之由?0沈德潛看來，《皇明詩選》和《列朝詩集》都有門戶之見，而《明詩綜》，雖欲矯門戶之弊，但由于篇幅太大，覽之不易，再加上有擅改之失④，三者都未能反映明詩創作的概貌。所以沈德潛希望編選《明詩別裁集》，使后人能夠總攬明詩優秀之作。從上文對有關選本的分析來看，沈德潛論《列朝詩集》和《明詩綜》比較合乎實際。0 至于《皇明詩選》，沈德潛認為陳子龍對嘉靖以后的詩選擇不當。按嘉靖之后是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和崇禎五朝，主要詩派有后七子、公安派和競陵派，此外還有徐渭、湯顯祖、沈明臣、李流芳、高攀龍、程嘉燧等許許多多派別之外成就較顯著的詩人，《皇明詩選》對這些詩人較少注意，這正是沈德潛對《皇明詩選》批評的原因。此外，沈德潛序中所說《皇明詩選》“正德以前，殊能持擇”，但從兩書實際選詩情況來看，可以發現陳子龍對明初越派、吳派和閩派都不是特別重視，① 實際情況并不像沈德潛所說的“殊能持擇”，這些不足在《明詩別裁集》中都得以糾正。

　　從批評方式上，《明詩別裁集》避免了《皇明詩選》和《列朝詩集》偏執于復古或革新的弊端，他說：“夫詩道之壞，在性情境地之不同而務期乎茍同。前明中葉，李獻吉、何大復以篳古倡率，天下靡然從風，家北地而戶信陽。

　　當時咎學李、何者，并李、何而咎之。后濟南、婁東紹述李何，天下皆王、李也。公安、竟陵掊擊王、李，天下皆二袁、鐘、譚也。”0 在沈德潛看來，詩學中復古和革新是一個整體，應當兼收并存，否則就易落入矯枉過正的批評范式之中，很容易走向另一極端。在《明詩別裁集》中，沈德潛就比較重視立論的中允。從入選作品較多的詩人來看，既有七子派的何景明(49首)、李夢陽(47首)、王世貞(4o首)、李攀龍(35首)、謝榛(26首)、徐禎卿(23首)、陳子龍(19首)，還有非七子的高啟(21首)、劉基(20首)、徐燧(15首)、顧絳(16首)和楊慎(15首)，此外對主情派的徐渭、湯顯祖、李流芳、程嘉燧等人都能兼顧，這就避免了陳子龍等人的狹隘門戶之見。

　　從詩人的評語來看，沈德潛比較明確地對錢謙益的觀點加以批駁。評李夢陽說：“空同五言古宗法陳思、康樂，然過于雕刻，未極自然；七言古雄渾悲壯，縱橫變化；七言近體開合動蕩，不拘故方，準之杜陵，幾于具體。故當雄視一代，邈焉寡儔。而錢受之詆其模擬標賊，等于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吾不知其為何心也!”評李攀龍說：“歷下詩，元美諸家推獎過盛，而受之掊擊，灌呼叫呶，幾至身無完膚，皆黨同伐私之見也。分而觀之，古樂府及五言古體，臨摹太過，痕跡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棄凡庸。去短取長，不存意見，歷下之真面目出矣。”回但從具體的選詩情況來看，沈德潛許多方面對《列朝詩集》多有吸收。首先，沈德潛對明初詩人也很重視，以高啟為代表的吳中詩人和劉基為代表的越派詩人都受到了沈德潛較高的評價，這一點和錢謙益的立場是相同的。其次，在選擇七子派的詩作時，沈德潛對七子模擬習氣很濃的古樂府選擇嚴謹。七子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古樂府之作，《皇明詩選》就專列樂府一卷，但這類詩也是后人譏諷的對象。沈德潛在選詩時就較少選這類詩，而且入選的《士兵行》、《豆荃行》、《去婦詞》、《朝飲馬送陳子出塞》和《胡馬來再贈陳子》這類詩都與時事結合密切，言之有物，較好地體現了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決非摹擬之作。反觀《列朝詩集》，在選李夢陽時入選有《子夜四時歌》、《楊白花》、《相和歌》和《春曲》這類有明顯摹擬痕跡的樂府作品，并沒有體現出七子學古的成就。

　　從以上評論可以看出，《列朝詩集》標志著對七子的評價達到了低谷，此后漸漸呈上升趨勢，而這種轉變又與錢謙益、朱彝尊和沈德潛對詩歌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密不可分。

　　在清初文人的思想中，“文學代變”是一種普遍的認識。錢謙益多次聲稱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譏諷七子派為“俗學謬種”，“不過一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