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出現后，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理論中的矛盾和問題再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其間所暴露出的問題再次成為各界所關注的焦點。英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大師、英國新工黨的思想領袖安東尼·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價值更加凸顯出來。

　　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思想是區別于傳統“左”、“右”兩種道路的意識形態而提出的。左派強調國家作用，相對則忽視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右派強調市場作用，相對限制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他們都無法應對福利國家危機。在此基礎上，超越了左、右道路的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思想應運而生。“第三條道路”主張在全球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為了迎接挑戰，樹立信心，在繼承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基礎上，并借鑒新自由主義一些做法，提出的一套提高競爭力和就業能力，限制和削減消極與不穩定因素的政治體系。吉登斯的社會保障建設學說，不但對解決當下的歐債危機具有重要作用，對于我國現在的老年社會保障建設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啟示意義。一、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張1．權責明晰、張弛有度。吉登斯認為，西方很多國家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思想滲透了消極的福利思想，造成人們從心理到現實的一種依賴。人們習以為常地把社會提供的福利看作是想當然，無疑降低了自己在社會角色中所應承擔的責任。尤其對待老年人的整套社會福利主張，從硬性劃定退休年齡到“剝奪”其勞動權利，不是把老年人看作資源，而是當成社會負擔。這不僅傷害到老人的自尊，還增加了國家的社會負擔。所以根本著眼點應該為民眾多提供就業培訓和渠道，同時對于老年人采取彈性退休制度，適度退后其退休年齡，讓老年人既是社會福利的受益者，又是社會責任的擔當者，明確“無責任即無權利的”正確主張。

　　2．迎接風險，建立“積極福利”。傳統的福利制度建立的一整套抵御風險的保障是為了解決人們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危機，卻不知無意中樹立了“新風險”。當社會發展趨緩，失業數目膨脹，國家再去支付這份強大的“保單”時，就會顯得力不從心。吉登斯認為，接受風險，是人們抵御風險的最好方式，面對風險，人們不應氣餒，而應該迎難而上，知難而進，以積極的態度盡量創造豐富的社會資源，應該把看似社會的負擔實行積極地轉化，如不能把老年人單純地看作社會負擔，應當成一種資源來看待。這無疑是利人利己的最有效的抵御“風險”的“積極福利”方式。

　　3．構建政府、市場與市民社會結構多元的運行機制。吉登斯認為，在國家中，如果國家權力過于集中，就會導致民主失調、官僚主義萌發及阻礙效率發展等問題；而如果國家權力受限，又會導致更大的社會問題。如果過于依賴市場，同樣會產生社會問題，容易導致公共生活的失�。蝗绻袌龌盍κ芟蓿謺绊懡洕鞍l展。同理，如果市民社會過于強大，民主和經濟發展都會受到影響；市民社會過于脆弱，民主和經濟發展也會遭遇風險。

　　所以，有效地架構國家、市場及市民社會的關系，將會增強福利系統抵御風險的能力，以解決福利國家中政府與社會、市場間的不協調的關系問題。

　　二、我國老年福利現狀1．“未富先老”。老年福利保障需求增大。根據聯合國制定的國際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總數的l0％或者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總數的7％，那么這個國家就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截至2000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經達到全國人口總數的7％，這標志著我國已躋身于老年型人口國家行列。從上個世紀50年代——二戰后的“生育大潮”到現今這部分人將逐漸步人退休年齡，中國即將迎來“退休大潮”。從具體經濟指標來看，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時，已經實現了工業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國在人均還不足1000美元的1999年時就提前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未老先富”使我國養老保障體系面臨系列挑戰。

　　2．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挑戰，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亟待改革。傳統養老主要由家庭子女承擔，尤其在廣大農村至今大部分仍沿用這種模式。但現在的家庭模式，由于計劃生育等相關國策，均顯示出小型化特性：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平均每個家庭3．1人。家庭小型化使家庭養老功能明顯弱化，加之子女由于經濟條件、道德水平和工作地點等方面原因，現在開始疏離對老人的照顧和撫養。但老年人需要受到贍養和照顧的需求并未減少，反而處于不斷攀升趨勢，筆耕文化推薦期刊，這些問題亟待社會和國家解決。

　　3．養老保障的城鄉、區域差異明顯�，F在農村與城市的養老保障差距明顯。在大量農民工涌向城市、農村家庭普遍趨于小型化之后，本來醫療、養老就比較弱化的廣大農村，與許多城市差距更加明顯。另外數據顯示，城市中老齡化地區差距明顯，老齡化嚴重的地區多集中于經濟發達地區，如京、滬、粵地區老齡化程度最為凸出；而滇、藏、寧則程度相對輕些。

　　三、吉登斯第三條道路對我國養老保障的啟示

　　1．梯度選擇性地推遲老年人退休年齡。一方面，2010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5歲，比2O年前增加了4歲，但我國的退休年齡并未延長，這勢必會延長和加重政府的支付壓力。根據吉登斯的樹立積極的個人責任思想，應該盡量避免國家完全包辦且存在“風險”的養老保障制度；另一方面，目前我國仍舊存在就業崗位有限，亟待拓展的難題，馬上延長退休年齡無疑又會給就業崗位的增加帶來隱憂。面對2020年我國適齡勞動人口達到峰值后將出現首次下降的實際，筆者建議采取過渡性延長退休制：即針對某些專業技術人才和高級知識分子，如專家、教授等，根據其健康狀況，本著雙方自愿原則，在本人達退休年齡后，可適度有選擇地申請推遲5—1O年退休。這既為今后全面全方位延長退休年齡提供良好范式，又可部分緩解政府由于“退休潮”而引發的經濟負擔。

　　2．構建多重主體、多個維度共同負擔的養老保障體系。傳統的養老保障體系一般由個人、企業、國家三方共同承擔，但就現今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需要國家投資建設的項目還很多，單一的方式必將加大企業和國家的負擔。根據吉登斯建立“積極的”社會保障建設理念，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增加市場主體、社會捐贈、公益基金(如福利彩票等方式)籌集養老保障金，擴大分擔社會養老保障金的渠道；另外，可以拓展個人儲蓄養老或降低購買養老保險資金的門檻等方式，來擴展農村養老保障金的覆蓋面，力爭做到即使在偏遠農村的老年人也能老有所依。

　　3．大力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養老服務。傳統的社區養老機構多依賴于政府、國家投資興辦，不但在種類上受到局限，連提供的相關設施條件也非常有限。根據吉登斯市場參與社會運行的思想，在興辦社區服務方面，可以大膽引入市場機制，采取招標等多種方式，建立多種類型的養老保障機構，以此滿足老齡人口的醫療、飲食、撫養等高層次、全方位多種需求。此外，應深入挖掘高校大學生、社會青年志愿者及宗教人員，考慮他們善良的品質，采取平等自愿的原則，組織建立長效、穩定的照顧老年服務制度，提高社會對老年弱勢群體的重視程度，讓老年人度過安詳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