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專業的文學論文，主要是關于胡道靜先生的圖書館情結，詳情請看下面的介紹。

　　1 學術和生平胡道靜(1913-2003)安徽省涇縣人，出生于上海，是當代著名的古文獻學家，也是卓有成就的科技史專家。先生家學淵源深厚，父親胡懷琛精國學、攻詩文，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伯父胡樸安精于文字、音韻、訓詁及校勘之學，他從小便受到父親和伯父濡染，立志獻身學術事業。

　　1926年，道靜先生進入上海正風中學，期間隨顧實等先生攻習國故，打下了堅實的目錄學功底；1928年，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學文科國學系，從此對古代科技、古代農業技術及沈括的《夢溪筆談》產生濃厚興趣。1931年，年僅18歲的胡道靜撰成第一部學術書稿《公孫龍子考》，用古典目錄學的方法對公孫龍子之書的存佚、真偽、注家、版本進行考察，從考據學的角度對公孫龍子的生卒年代、重要事跡、歷史背景、學說淵源及其爭議進行探究，該書由顧實先生作序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次年4月，先生撰成的第二本書稿《校讎學》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講述了校讎學的定義、類別、自周代到清代的校讎學史以及校讎方法。此后，先生便將學術重心轉移到《夢溪筆談》的研究上。1932年秋，先生大學畢業后到柳亞子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館任職，分編新聞、文化、競技、交通、宗教各部志稿。其間，先生撰寫并出版的《上海圖書館史》、《上海圖書館協會十二年史》、《三個收藏記述上海的西文書籍的目錄》、《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上海的定期刊物》等調查研究論著獲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

　　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文部文物處圖書館科科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等職。

　　1956年春，道靜先生撰成《夢溪筆談校證》并出版，贏得海內外學界高度重視，被日本學者梅原郁譽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先生代表中華書局參加上海圖書館編制《中國叢書綜錄》，后來又承擔了整理編纂《中國古農書總錄》的任務，然時運弄人，文稿還未付梓，“十年動亂”開始，一百萬字《中國古農書總錄》積稿、四十萬字的《夢溪筆談補正》稿、以及為北京中華書局《知識叢書》寫的《中國古類書》稿以及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輯錄的《南方草木狀校錄》、《蘇沈良方校錄》、《沈存中佚書鉤沉》等文稿和圖書資料，盡在這場大動亂中喪失無遺。自1978年起，道靜先生回到上海出版系統工作，在編輯崗位上同時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和農史研究工作，并重拾著述事業。1981年3月20日，由國際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英國)、席文(美國)和宮下三郎(日本)聯合提名，經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科學史研究院評議會選舉胡道靜先生為通訊院士。①道靜先生以畢生精力在上海歷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夢溪筆談校證、沈括研究、古農史研究、古農書輯佚，以及科技史研究等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先后出版有《夢溪筆談校正》、《沈括研究論集》、《中國古代的類書》、《農書農史論集》、《種藝必用論集》等著作，參與主持編著了《中國叢書綜錄》、《中國科技史探索》、《簡明古籍辭典》、《道藏》、《藏外道書》、《道藏精華》、《國學大師論國學》等書籍；輯校了徐光啟《甘薯疏》與《農遺雜疏》等古書；著述《談古籍的普查和情報》等數百篇論文。2003年道靜先生因病謝世，享年九十歲。在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胡道靜文集》，包括《上海歷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夢溪筆談研究》 《新校正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正稿》、《沈括研究·科技史論》、《農史論集·古農書輯錄》和《序跋題記·學事雜憶》，約400萬字。皇皇巨著體現了道靜先生學術研究的豐碩成果，細細讀來，使我輩圖書館學人感悟頗深的除了道靜先生筆耕不輟、踏實嚴謹的治學態度，還有現代上海各類圖書館伴隨先生成長、著述的一生以及先生對于滬上圖書館發展的關注和感恩之情。

　　2 一生所經歷的不同圖書館回顧一生中所經歷的不同圖書館，道靜先生自謂與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感情最深。從其中學高年級到大學畢業的那些年代中，它一直是先生親密的圖書之家。1926年5月對外開放伊始，先生就是它的忠實讀者了，館里有不少先生想讀而無能或無力備有的書，他每次去東方圖書館，筆記本上總是密密麻麻地“滿載而歸”。① 因為去得勤，管理人員也認識了這個樸實無華的好學少年，對他優禮以加。

　　當時圖書館經常不定期的推出宣傳壁報，組織讀者寫讀書體會或書評，胡道靜是其中的小作者之一。

　　他有不少稿子被圖書館錄用，其中一首寶塔型的新詩，題目叫《歡迎你，來到圖書館》，這首詩先是在商務印書館辦的《兒童世界》上發表，后來又被管理員放進圖書館大門的壁照上，字也被抄得大大的，每個前來圖書館讀書的讀者，在門外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這首圖書館宣傳詩。

　　壁報的宣傳和堅持讀書的積累，更強化了少年胡道靜的寫作。他在中學時代，就據先秦諸子論著改寫寓言，先后在《兒童世界》上發表了四五十篇。

　　先生將這些創作的欲望歸功于從圖書館陳列的刊物中得到的靈感。除了在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閱讀《兒童世界》和《小朋友》雜志外，先生還從學校辦的圖書館里借來了許多小說書，放在課外閱讀。那時學校圖書館借書制度比較開放，借書并不用借書卡，只要到管理員那里去登記一下就可以了，而圖書館里的藏書則以舊小說居多，當時，道靜先生借閱的主要是林琴南的翻譯小說，如《十字軍英雄記》、《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巴黎茶花女遺事》、《新天方夜譚》、《斐洲煙水愁城錄》以及根據莎士比亞《樂府紀事》翻譯的《吟邊燕語》等。中學時期，他又根據在圖書館里讀的野史筆記，寫了六七千字的傳記《史可法》。這本被列人商務印書館“小學生文庫”的小冊子，既是2O世紀第一本為兒童寫的“史可法傳”，也算是作者的第一本書。道靜先生18歲時寫了第二本書《公孫龍子考》，這是一本學術著作。雖然只有數萬字，但先生為了寫好它，遍尋了圖書館有關名家的論述，以清代嚴可均本為底本，并比較其他各種不同版本的注本和校本。道靜先生小小年紀便有如此強烈的創作欲望和學術積累，與當時圖書館所提供的開放的閱覽條件是不無關系的。

　　遺憾的是，“一·二八”的炮火燒掉了商務和東圖，也毀了先生的家，家里數萬冊的藏書付之一炬，先生因此也輾轉搬家，后來便常去上海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步高里的明復圖書館(為紀念科學社創辦人之一胡明復先生而命名)。明圖是個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專業圖書館，先生對科技史的諸多研究，也許跟這座圖書館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