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業獲得較快發展。碩士畢業論文范文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環境的進一步優化,外資有望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推動力。然而,從既有文獻內容來看,關于服務業FDI經濟效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效應上而對微觀效應關注較少。理論上,服務業FDI可以推動經濟效率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但服務業FDI是通過何種微觀渠道影響到實體經濟,則需要進行仔細探討。

一、服務業FDI的溢出效應

跨國公司承載著世界最先進技術,通過跨國直接投資將技術內部化實現技術跨國轉移。而這種轉移會對東道國產生外部經濟或溢出效應(王紅領等,2006;江小涓,2002)。長期看,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是一種必然現象,是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潛在成本。掌握新技術的當地企業會通過“后發優勢”,同跨國公司相競爭,最后的結果是增加了當地公司的市場競爭力(Das,1987)。例如,Kokko(1992)觀點是FDI企業的技術擴散主要通過四種路徑:示范、模仿效應;競爭效應;同國外的聯系效應;培訓效應。FDI還會通過以下四種方式實現技術轉移:FDI借助示范和競爭與當地企業的橫向聯系;FDI企業與當地供應商的縱向的直接聯系;FDI企業中的勞動力轉移到東道國企業;FDI企業國際化的研究與開發行為。從既有文獻看,FDI的技術溢出包括三種:

一是原本具有較強行業和其他壁壘的產業,會因為跨國公司的進入,限制了壟斷,增強了競爭,使得資源配置得到改善;

二是跨國公司進入所引起的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會激勵本國的生產廠商更有效地使用資源,推動本國企業的技術效率提高;因為競爭、反復模仿等原因,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行為會加快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和擴散的速度(Caves,1974)。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為例,Caves(1974)采用這兩個國家1966年制造業的行業橫截面數據進行經驗研究,結果表明,對于澳大利亞的制造業,其勞動生產率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呈正相關;對于加拿大而言,企業利潤率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也是正相關關系,即存在著FDI的正技術溢出效應。然而,有學者有不同的觀點。Kokko(1994)認為在跨國企業占東道國市場份額較大而且技術水平差距較大的條件下,外商直接投資難以產生溢出效應,東道國企業的技術創新不會因為跨國企業而提高。Haddad& Harrison ( 1993)、Aitken & Harrison(1993)的結果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術進步具有負面作用。不過,大部分研究結果都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FDI溢出效應不顯著,甚至是負面的,而在發達國家存在顯著的正面效應(Jacorcik,2004)。

(一)服務業FDI影響服務業的微觀溢出效應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業的影響具有四種微觀效應:價格降低、質量改進、服務種類增加和知識溢出,這些效應會刺激外國和國內供應商服務業生產率的提高(Fernandes & Paunov,2008)。

首先,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會提高本地市場的競爭以及導致服務價格的下降,服務質量的改善。原因在于,現任公司部門,特別是電力和電信部門不再獲得以前作為壟斷供應商時獲得的租金。

其次,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會導致更多種類的服務被提供,包括新的和先進的技術服務,以及提供給新地區或新類型客戶的服務。諸多研究已表明,創新金融產品以及電子銀行數量的增加是銀行部門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果。

再次,在服務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可能導致管理、營銷、組織訣竅以及最佳做法從銀行、電信、交通行業的外國服務提供者溢出到國內。例如,在電信和電力部門,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造成了更多的競爭,使得價格下跌,金融業中提高國外投資者股份比重從而會導致更加激烈的競爭。正因為服務業FDI帶來的競爭壓力、技術提高、組織設計和管理經驗的溢出,服務質量得以改善。Claessens et al(2001)發現銀行部門國外股權的增加會導致競爭加劇和邊際利潤減少;服務業FDI會導致服務質量提高,這主要源于服務FDI的先進技術、組織和管理經驗。例如,World Bank(2004)發現拉美國家電力部門服務質量的提高是因為管制放松和引入國外資本;服務業FDI會使得服務范圍拓展,包括嶄新的、技術上更先進的服務,以及向新地區和新顧客提供的服務。Denizer(1999)發現土耳其的創新金融產品和電子銀行服務是銀行部門FDI的結果。Akbar &Mcbride(2004)和Cardenas et al(2003)分別研究匈牙利和墨西哥得到同樣的結論;服務業FDI會導致管理、市場和組織等方面的知識外溢。Miroudout(2006)論證了發展中國家涉及服務業FDI的銀行、電力和交通部門的知識溢出效應。對于服務業而言,Griliches(1992)區分知識溢出和利潤溢出效應。前者指的是服務業FDI通過管理經驗、組織能力、市場知識和技能等“軟技術”作用于制造業,而后者主要指服務業FDI進入東道國后,導致東道國當地的中間品需求增大,使得東道國更多企業生產中間品,進而豐富中間品市場,提高產品質量和生產能力。更進一步,如果下游企業運用“知識”采取更好的服務來提高自身生產率,則知識溢出會轉化為利潤溢出效應(Bransterrer,2001)。例如,對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如營銷、咨詢等,知識投入會增進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和生產率(Kox & Rubal-caba,2007)。而創新性服務(如網絡銀行)的應用能提高制造業生產和操作水平。

(二)服務業FDI影響制造業的微觀溢出效應服務業FDI對制造業的影響可以區分為資本溢出效應和勞動溢出效應。前者指服務業FDI通過知識、技術等溢出促進制造業生產率提高,進而提高制造業投資水平;后者指服務業FDI通過管理、信息等引入和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制造業人力資本提升。對于知識密集型的商業服務,如營銷、技術和信息技術等其他咨詢服務,實際提供的服務是制造商賴以生存的基礎,能夠提高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和促進生產力發展。新服務的使用(例如,網上銀行)能夠改善制造業產品和運作的技術知識,促使制造企業優化其機械使用,刺激企業科學地采取依賴于電訊或者互聯網/數據連接的更加先進的生產流程。Fer-nandes & Paunov(2008)的計量結果發現服務業FDI能夠促進制造業生產率提高。

其他一些文獻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例如,Konan & Maskus(2006)、Jensen et al(2007)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商業服務自由化有利于GDP增長,其主要機制是服務業FDI使得制造業能使用的服務增加。服務業自由化還對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正效應(Arnold et al,2007)。Francois & Woerz(2007)的結論表明,借助出口和FDI的服務業開放度提高對出口、附加值和制造業就業有正面效應。Konan & Maskus(2006)和Jensen et al(2007)認為商業服務自由化促進了突尼斯和俄羅斯的GDP增長。其主要機理在于制造業使用者的可利用服務數量的增長,而這正是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果。在產業層面上,Francois& Woerz (2007)證明通過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商業服務對于出口附加值有很強的積極影響。Fer-nandes(2007)的研究表明財政和公共建設的自由化對于東歐國家下游制造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積極和顯著的影響。Arnold et al(2007)發現銀行業,電信業,交通工具革新對于印度制造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有積極顯著的作用。Javorcik & Li (2007)發現羅馬尼亞零售商中的外國直接投資對于該部門制造業提供者的全要素生產率有積極影響。為考慮服務業FDI對制造業生產率的溢出效應,Fernandes & Paunov(2008)以C-D函數為基礎,建立的基準計量模型框架為:

其中,Yji,t為產出, Xji,t為五種投入向量(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原材料、能源和資本),Sji,t表示服務投入,ηjm(ηjs)為投入對產出的貢獻度,Aji,t表示投入轉換為產出效率的衡量指標。職稱論文范文以智利1992-2004年為研究樣本,Fernandes & Paunov(2008)的計量結果發現服務業FDI能夠促進制造業生產率提高。其他一些文獻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例如,Konan &Maskus(2006)、Jensen et al(2007)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商業服務自由化有利于GDP增長,其主要的機制是服務業FDI使得制造業能使用的服務增加。服務業自由化還對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正效應(Arnold et al,2007)。Francois & Woerz(2007)的結論表明,借助出口和FDI的服務業開放度提高對出口、附加值和制造業就業有正面效應。

二、服務業FDI的相對價格效應

許多經驗文獻研究了制造業部門FDI同匯率之間的關系。例如, Athukorala & Rajapatirana(2003)比較拉美和亞洲國家資本流入結構與實際匯率之間的關系,發現資本流動結構影響實際匯率,FDI對實際匯率影響更為顯著。Koseletou et al(2000)的理論和經驗結論是: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實際匯率波動是FDI流動的原因,而實行有管理匯率制度的國家,實際匯率與FDI的關系是雙向的。實際上,FDI會流入東道國的可貿易品部門(制造業)和非貿易品部門(服務業)。若FDI流入到非貿易品部門或者流入非貿易品部門比例高于流入到貿易品部門比例,則貿易赤字會增加,而這需要借助于實際匯率貶值來實現貿易盈余。相反,實際匯率會升值。還存在另外一個機制。當國外資本流入到貿易品部門時,一部分資源從非貿易品轉移到貿易品部門,貿易品部門供給增加,非貿易品需求相對上升,使得貿易品部門價格下降,而非貿易品價格提高,從而致使實際匯率升值;相反則會導致實際匯率貶值。因此,分析不可貿易品(服務業)FDI就有必要。若假設雙邊名義匯率e服從隨機布朗運動,即de/e=μdt+σdz,E(dz)=0,且E(dz2)=dt,E表示預期算子。根據Tomlin(2008)的理論模型,跨國公司會選擇FDI形式進入東道國服務業,當投資國外的預期利潤超過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沉沒成本時:

其中,k為沉沒成本,e^為臨界匯率水平(跨國公司選擇進入時的匯率水平),p為商品價格,ρ表示貼現率,σ為匯率風險,μ為匯率趨勢值。采取日本FDI進入207個美國服務行業數據,使用最大似然估計方法,Tomlin(2008)發現美元升值同日本流入美國的服務業FDI正相關,而匯率風險大小會顯著影響服務業和制造業FDI。

三、服務業FDI的創新和效率增進效應服務業FDI的創新增進效應是指服務業FDI對企業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活動的影響。同溢出效應不同的是,創新增進效應著重點在服務業FDI對創新活動的影響,其結果是是否能夠增強東道國企業的創新能力,而溢出效應重點是放在技術本身以及技術擴散的影響,其結果是是否能提高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例如,Blind & Jungmittag(2004)構建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口影響產品和過程創新的理論模型。假設本國企業能都制定價格pi,要依賴于國內市場容量Q,以及依靠產品創新(PDi)獲得的產品質量。整個市場容量分為國內企業的產量(qi)、由本國經濟主體股份占QD-i而國外經濟主體占QF的其他企業生產的產量,以及進口M構成。因此,

假設QFt=QFt(FDIt-1,即國外企業產生是FDI存量的函數。再假設邊際成本ci取決于要素價格wi、產品創新能力PDi和過程創新PCi,即 上式中,要素價格提高或者產品創新能力增強,則邊際成本提高,但過程創新增強會導致邊際成本降低。國內企業的利潤函數是

由上式,FDI和進口會刺激產品和過程創新。運用服務業FDI數據,Blind & Jungmittag(2004)的計量結果驗證了該結論。同樣,Love et al(1996)發現國外在本國的公司對創新活動具有正面影響。Kurata,et al(2009)區分可貿易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與不可貿易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結果發現,不可貿易服務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經濟一直都是有效率的,而對本國的影響取決于公司數量、市場競爭程度以及需求函數形式。

四、小結

既有文獻只從溢出效應、相對價格效應和創新增進效應研究了服務業FDI的微觀經濟效應,雖然能部分解釋服務業FDI影響經濟發展的微觀理論機制,但難以完全解釋。溢出效應僅僅考慮了技術溢出,而缺乏對知識溢出的全面考察。從三種微觀效應的聯系來看,技術溢出效應只是創新增進效應的一種實現方式而已,換句話說,后者是前者的結果之一。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說,區分技術溢出效應與創新增進效應的意義就在于能夠很好回答既有文獻關于溢出效應是正面還是負面之爭。另外,服務業FDI通過相對價格效應而影響東道國企業行為,是實現溢出效應和創新增進效應的基本保證。

內容提要:現代服務業將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外資也將成為中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畢業論文而關于服務業FDI經濟效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效應上,而對微觀效應關注較少。本文梳理了服務業FDI的微觀溢出效應、相對價格效應、創新和效率增進效應方面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文獻,為今后對我國引進服務業FDI的微觀經濟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