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在過去的 15 年里，，中國已經成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主要的經濟伙伴。1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商品貿易總額由 2000 年的 90 億美元增長到 2012 年的1660 億美元，中國成為了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UN Comtrade, 2014）。在外商直接投資（FDI）方面，中國是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投資者，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從 2000 年的 2 億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29 億美元(UNCTAD, 2013;MOFCOM)。中國在經濟和技術合作方面對非洲的援助活動也顯著地增加。據中國國家統計局（NBS）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對非洲的經濟合作項目2的規模由 2000 年 12 億美元增長到了 2011 年的 290 億美元。非洲經濟增長情況也得到了顯著地改善。經歷了 20 世紀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負增長之后，從 2000 到 2009年，非洲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 2.4％；在 2010 到 2012 年間這個數字是 1.8％（世界銀行，2014 年）。由此觀之，研究中國的投資是否對非洲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就顯示出了現實的必要性，這也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顯然，各種其他因素也促進了非洲經濟增長，這些因素包括基礎設施的顯著改善、沖突的減少和宏觀經濟的發展(OECD et al., 2013; UNECA, 2013)，在實證研究中，我們將對這些因素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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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綜述 
中非之間形成了較為緊密的經濟聯系，對中國投資對非洲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是適當的。在評價中國投資對非洲經濟的影響時，中國的經濟活動使非洲的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和援助總體規模水平得以提升，而不是簡單地對第三國現有現金流的分流，這具有積極的影響。在國際貿易中，非洲國家可以通過擴展與新的合作伙伴（例如中國）的貿易來拉動經濟增長，而這種貿易合作主要是通過增加世界其他國家對本國產品（主要是原材料）的需求來實現的。同樣，非洲實現貿易伙伴的多元化可以降低出口數量的波動性，從而降低產出量的波動性，進而提高經濟的長期增長率（Hnatkovska and Loayza, 2004）。此外，中國對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導致了國際市場上較高的原材料價格，這個因素改善了非洲國家自然資源出口商的貿易條件（Zafar, 2007）。非洲消費者享受到了從中國進口的制成品，他們可以通過消費低成本的中國產品來削減他們的開支，他們可獲得的消費品的種類也不斷增加。同樣，非洲生產者也可以在生產過程中利用中國低成本的投入。與貿易類似，來自中國的投資也實現了較快地增長。預計非洲國家的資本存量會得以擴大，通過更高強度的競爭提高產品的水平，這與更高的稅收收入相聯系（UNCTAD, 2006）。外國投資可以促使非洲公司產生生產力的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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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中非經濟關系概述 

中非經濟關系雖然起步于 2000 年，但是中國和非洲的政治關系卻可以回溯到幾十年以前。事實上，中國在 1971 年恢復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非洲國家的大力投票支持，它們為了中國而結束自己同臺灣的外交關系。20 世紀 80 到 90 年代，中非關系仍舊主要體現在政治領域，此時中國正在經歷經濟體制的改革并向世界其他國家開放自己的經濟。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經濟的顯著增長使政策制定者意識到要維持經濟高水平的增長就需要保證自然資源的供應。正因如此，非洲成為了對于中國而言特別重要的區域。非洲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體現在 2000 年中非合作論壇的成立。本次論壇決定每三年舉行一次部長級會議，并且成為貫徹特定對非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平臺。此外，中國在 2001 年提出的走出去戰略同樣提升了中國和非洲的經濟關系。為了鼓勵對外貿易以及對外投資，中國政府制定的政策為中國企業提供了便利的貸款，外匯以及在稅收、進出口方面的條件(UNCTAD and UNDP, 2007)。盡管政策不是主要針對非洲，但它確定了關鍵領域，鼓勵外商直接投資，包括資源的勘探項目，這使中國在非洲的活動變得極為重要。當分析中非經濟關系時，三個方面占據主導的地位，即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和援助（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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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貿易 
中非的貿易量在 2000 年之前可以忽略不計，但雙邊貿易額卻在過去十年中得到了顯著的增加，在 2012 年增加到了 1660 億美元（圖 1）。總體而言，在2012 年，非洲對中國的出口（占 GDP 的 7.8％），超過了其進口（占 GDP 的 4.8％），以美元計算，這相當于 390 億美元的順差。  中非貿易大量集中于一部分國家和產品組中。在 2012 年，自然資源占了非洲對華出口的 66%。所有的貿易數據都來自 UN Comtrade (2014)；非洲 GDP 數據來自 World  Bank  (2013)。2012 年主要的對中國出口國包括安哥拉、南非、剛果（布）、贊比亞。除了南非，資源出口占到其他國家對中國出口總量的 90%以上，這反映了貿易高度集中于自然資源領域。當考察非洲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的時候，貿易的模式是相反的，也就是說，非洲國家從中國進口的主要是非資源型產品（在 2012 年這個比例是 97%）。在 2012 年，南非、尼日利亞和埃及是中國非資源產品的最大進口國。非洲出口資源和進口非資源產品體現了傳統的赫克歇爾  ‐ 俄林式貿易模式。非洲在自然資源的出口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反過來從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有趣的是，南非與中國的貿易不同于其他的國家，南非向中國進口和出口的都主要是非資源型產品。盡管南非是中國主要的資源進口對象之一，但其 2012 年出口的非資源產品占到對華出口總額的72%。總的來說，南非是中國非資源型產品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占到中非非資源產品貿易總額的 40%），同時在 2012 年，南非也是中國在非洲第二重要的資源型產品出口國（占到中非資源產品交易總額的 16%）。就資源貿易而言，在 2012年，安哥拉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占到中非資源交易總額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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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國直接投資 
盡管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相對于中國流向其他國家的投資較少，在過去的十年里其仍得到了顯著的增長。圖 2 顯示出了這個趨勢。中國的對外投資顯示出了上升的趨勢，但是實際數量卻是比較小的，無論是在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和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流入方面。在 2000 年到2011 年期間，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僅僅占了非洲收到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盡管如此，根據世界投資報告 2013  (UNCTAD,  2013)，中國仍舊是目前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投資者。事實上，中國的投資對與某些非洲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本資源。舉例來說，可以觀察 2000‐2011 年中國對外投資占總的外國投資的比例。2009 年的大幅下跌可能意味著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金融危機后有所下降。在 2008 年，由于南非標準銀行的一個意外的大規模投資使南非成為擁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存量的國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津巴布韋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 52％，占毛里求斯的 26％，占南非和贊比亞的 13％。主要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國包括南非、蘇丹、尼日利亞以及贊比亞。在中非貿易當中，中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除了南非。根據 Asiedu (2006)的研究，對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資源稟賦，市場潛力和良好的制度有關。中國投資模式的獨特之處還體現在對非洲國家薄弱的基礎設施的投資。舉例來說，中國的國有石油公司在安哥拉、蘇丹、尼日利亞、赤道幾內亞以及肯尼亞進行了主要的資源投資(Kolstad and Wiig, 2011)。中國的國有有色礦業公司在贊比亞的銅礦業有相當大的投資，成立了贊比亞‐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這樣的一個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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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中非經濟關系概述 ....... 5 
2.1   貿易 ...... 5 
2.2   外國直接投資 .......... 7 
2.3   經濟合作 ........ 8 
第 3 章   實證研究方法和數據 ........... 11 
第 4 章   主要結果 ........... 15 
第 5 章   擴展和穩健性檢查 ..... 23 

第 5 章   擴展和穩健性檢查 

為了檢查所得到的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運行許多附加的實證研究。在方法方面，我們優先呈現固定效應估計結果。實際上，我們已在許多額外的回歸測試系統 GMM估計的有效性。使用不同的規范，不同的滯后結構，采取不同的時間段或年度平均數。部分地，這是由于國家的數量相對較少以及時間序列較短。雖然結果對本文感興趣的變量沒有太大的影響，但固定效應模型似乎比所述的 GMM 方法的估計更穩健。此外，固定效應估計不控制一些解釋變量的潛在內生性。但是，由于 GMM 估計支持各種貿易變量的基本結果，我們仍然相信，內生性問題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可以被看作是因果關系的影響。在下面，我們限制擴展和穩健性檢查的介紹到兩個維度，以節省空間：不同的國家的樣品和不同周期的平均值。我們開始與樣品的變化，在表 3 中第一次提出，本文擴展了樣本，并增加六個北非國家（列 1 和列 2）。北非國家與撒哈拉以南國家不同，他們與中國有相當大額的貿易和投資活動。在第 3、4 列，我們指的是最初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樣本，不包括非洲四個島國，如佛得角，科摩羅和毛里求斯，它們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陸國家的情況不同。這可能也適用于馬達加斯加。從歷史上看，馬達加斯加和毛里求斯與中國經濟互動效果產生的最大影響可能是亞洲僑民問題。更重要的是，島國經濟體的貿易結構與非洲大陸國家有很大不同。例如，毛里求斯具有較高的貿易/ GDP 水平及出口更多的制成品，這高于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薩勃拉曼尼亞，2013 年），包括北非國家阿爾及利亞、吉布提、埃及、利比亞、摩洛哥和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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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研究了中國的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和對非洲援助如何影響非洲經濟增長。通過實證研究，本文考察了中國對非活動的三個主要通道同時產生的影響。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總結如下: 一般情況下，中國的直接投資流入和世界其他地區以及中國的經濟合作與來自其他國家的外援似乎對促進非洲國家經濟發展沒有什么大的作用。但是中非貿易有重大的影響。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從中國進口產品，尤其是非資源的進口，對非洲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一發現是穩健的，使用不同的樣本和期間的平均值，以及一個工具變量。雖然并不在所有的規范下顯著，非洲出口到世界各地（不包括中國）都與非洲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最后，我們發現非洲對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受益于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上升，由于其貿易條件的的積極變化進而增加出口的自然資源。在政策影響方面，這些結果清楚地表明，當與像中國這樣一個新的合作伙伴打交道，非洲國家所面臨著機遇和挑戰。非洲出口的自然資源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會得到較高的（總）出口收入。這些額外的資金必須花費好，例如，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如改善基礎設施和教育。不足之處主要是如何避免資源詛咒的產生（CARMIGNANI 和喬杜里，2012）。同樣，非洲消費者受益于來自中國的廉價非資源性產品的進口。這適用于非洲生產者從中國進口低成本的中間產品。這提高了消費者福利水平并使生產商更具競爭力。本文發現有力的證據表明，位移效應使非洲生產者可能無法與中國同行企業開展競爭，這尤其適用于特定的勞動力密集型制成品，如紡織品，鞋類和家具，非洲生產者在當地市場至今都占據著相當大的市場份額（莫里西和 Zgovu，2011）。貿易保護水平（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暫時增加可能使非洲生產商保持了市場份額，合適的（長期）政策選擇必須提高非洲生產商的競爭力水平。在這方面，非洲公司遠落后于中國競爭對手。這些替代效應被視為中國企業主導許多行業/產品類別，在這些類別中中國企業沒有非洲競爭對手。然而問題是，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阻礙世界市場上非洲公司的出口機會，這些非洲企業同樣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到目前為止，得到的研究結果并不利于非洲國家，如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可能會阻止該細分市場（卡普林斯基和莫里斯，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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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

本文編號：9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