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每年的七月份，江南的梅雨天便會像一個不受歡迎，但必然要登門的遠方親戚一樣，如約而來。本是烈日當頭的季節，而在江南，太陽隱匿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十多日盼不到頭的潮濕，就連空氣里都散發著漫無邊際的霉菌味。
　　 《銷聲匿跡》、《荒漠甘泉》這二部小說的故事就發生在江南，小說中時常現身的小巷、老字號、碼頭，筆耕論文，都是這片地域最典型的特征；甚至我認為，這二則故事更應該發生在江南的梅雨天里，正如西諺里所說“太陽底下無秘密”，也許只有這樣一個連日見不到太陽的陰雨季節，才會隱匿得下如此之多的嘈雜和骯臟，晦暗和陰沉如一張大網籠罩著故事的所有細節，霉味也從字與字的夾縫中滲透出來，人的種種欲望和人性的丑惡在無法抑制的情況下全都毫無忌憚地張牙舞爪。
　　 二則小說，雖說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現主題，敘述方式也在第一、第三人稱之間轉變，但故事的敘述者和參與者以及誕生故事的場地，卻幾乎都是相同的，一群遭人鄙夷和不齒的小混混、小流氓以及失去家庭約束的“自由青年”幾乎占盡了小說中不分主次的所有角色，作為邊緣人的他們，與圖書館文化館無緣，與都市商業圈無緣，也與酒店賓館無緣，只是游走在一個個同樣邊緣的地段和場合，比如郊區、碼頭、拆遷區、燒烤攤、出租屋，這些地方殘留著他們的痕跡，也發生著他們的故事。同時，這些小說中的人物時常活動的那些拉客叫賣的夜市、昏黃燈光的牌桌、吵鬧喧嘩的燒烤攤，還會讓人不禁聯想到一些晝伏夜出的動物，比如蝙蝠、老鼠、蟑螂等等，他們同樣迷戀晦暗和潮濕，依賴并享受著霉跡斑斑的生活。
　　 論及小說素材的形成，一部分是單純地依賴想象或體驗，更多的則是兩者交叉兼顧、互為補充，初讀《銷聲匿跡》，作者筆下的江南，總是能讓人聯想到同樣出生在南方的作家蘇童，然而與蘇童的香椿樹平民系列中以想象為主、體驗為輔所不同的是，易康的小說與其說是在講故事，不如是說在轉述著他的所見，并依靠著這些所見，想象著事實背后的諸多可能性。據說作者易康曾在江南某縣城舊城區的一所中學任教，所教的學生，很多就是王年、詹妮、小雨這樣的青少年，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才得以促成他在教學之外，借助于小說的寫作來繼續完成一種審視和思考。
　　 在中世紀西方宗教的勸誡，包括但丁《神曲》的“煉獄篇”中，都有關于“七宗罪”的說法。所謂的“七宗罪”實則上是暴食、貪婪、懶惰、嫉妒、憤怒、傲慢和淫欲等七種人的本性。在易康的小說里，潮濕晦暗的南方所隱藏的，正是這七種本性。若是將小說中的各類人物鋪陳開來就可以看到：每逢酗酒就肆無忌憚地打罵女人，并與自己名義上的女兒亂倫的趙維德是憤怒和淫欲的化身；與“我”同床異夢、伙同大哥一起騙取“我”的積蓄的小雨與貪圖小利、能騙則騙的余二，代表著貪婪和嫉妒；成天無所事事，只顧晃蕩、縱欲和睡覺的王年、趙小莉等。
　　 正如西方勸誡的目的在于救贖一樣，易康給小說中的人物頗有側重地貼上人性“原罪”的標簽，也正是在于彰顯一種救贖的力量。《銷聲匿跡》中，出于老城改造，碼頭邊的那塊“趙維德和王年留下精液的地方”因此而面臨拆遷，那么，王年、余二、趙小莉、趙維德這些曾經如跳蚤一般寄生于此的人們，是不是也會隨著一種舊的秩序被打破，而不得不開始新一段的生活；《荒漠甘泉》中，對著前方新建的樓房凝神注視、看到“荒漠”的女店主，就是另一個“我”的化身，小說末尾處，“我”看似到了絕望之境，但換言之，所謂的“絕望”也不失為推動“我”反思混沌生活、改變當下狀態的一種力量。
　　 除此之外，在易康的筆下，南方的潮濕氤氳中還深藏著若隱若現的人性之光。小說中那些終日無所事事的街頭混混們，自然算不上是什么“善”的化身，他們賭博、敲詐、亂性、斗毆，似乎是社會的蛀蟲，是遮蔽日光、制造黑暗的蝙蝠。但作者所做的，并不是以簡而單之的扁平人物來制造故事，或是宣揚什么善惡的因果報應。《荒漠甘泉》中的小雨，在小說首段以及“小雨”這個頗為詩化的名字給讀者產生的先入為主的印象下，小雨單純善良的形象已然界定，隨著故事的層層推進，“善”的表皮所遮掩的“惡”（至少可以說是“不善”）被一步步地凸顯了出來。讀者可以隱約讀到另外一些東西，比如，小雨似乎是因為貪圖小利而拿走了原本送我的書，似乎與大哥有不正常的男女關系，又似乎是設了圈套來吸走“我”借給她的錢，所有的“似乎”來源于一種閱讀的“語感”，當寄希望在文字之間，為這些若有若無找到明晰的證據，而試圖讓人物形象得以固定的時候，就又不免產生落空，這正是易康的小說匠心獨運的地方。
　　 一條望不見邊際的石板路從遠方延展到面前，在這條石板路上，倚在一家小旅館門口、發梢輕輕揚起的詹妮，聽到王年媽扯著嗓子的叫罵聲，聞出空氣中彌散著的腐朽的怪味，這一切，混雜著，交織著，展現出一份潮濕江南的真實圖景。

本文編號：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