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中張愛玲對文學接受力問題的研究
發布時間：2014-08-09 21:37
第一章四十年代:從文學的“誤讀”到政治的“誤讀”
第一節文學范疇的“誤讀”
1944年,抗戰接近尾聲,此時己經發表了小說《連環套》、《年青的時候》、《花雕》先后在《萬象》、《雜志》《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金鎖記》、《沉香屑第二爐香》等作品的張愛玲,在上海已是聲名鶴起、名滿文壇。這一年年初,她的新作仍在不斷地發表出來:上連載,散文《愛》等也陸續在各種刊物上發表出來,大有延續上一年多部作品遍地 花的勢頭;8月,她的第一部小說集《傳奇》由“雜志社”出版,一個月后即告再版;12月,第一部散文集《流言》也由張愛玲自己擔當發行者出版。可以說,對于“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來說,一切都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就在這一年5月,《連環套》連載到第五期的時候,同期的《萬象》雜志上出現了一篇題為《論張愛玲的小說》的文章,署名迅雨一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學界內包括張愛玲自己,都并不清楚作者迅雨的真實身份,直至1987年3月香港《明報月刊》發表林以亮(宋琪)的《私語張愛玲》,迅雨就是傅雷才終為世人知曉。正如后來的文學史所記載的,傅雷的這篇文章,不僅是第一篇對張愛玲的小說創作從嚴肅的文學批評角度進行綜論的文章,而且直接引起了一場文學史上的筆墨官司。
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中,傅雷首先對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出現表現出了溢于言表的驚喜與肯定,尤其是對《金鎖記》一文,傅雷更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毫無疑問,《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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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政治范疇的“誤讀”
在自己新書的序言里做出這樣一番辯白,盡管張愛玲試圖輕描淡寫,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見當時她的處境。“漢奸” 一說因何而起,張愛玲自己在文章里這樣寫道:“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然而,順著這條線索考察當時的史料,我們發現歷史的紛繁復雜也許并不像張愛玲輕描淡寫的這么簡單。
1945年8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在重慶成立“附逆文化人調查委員會”,推老舍、孫伏園、巴金、姚蓬子、夏衍等18人為委員,調查“附逆文化人”。8月22日,調查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調查附逆文人的決議》:“(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二)拒絕其加入作家團體和其他文化團體;(三)將附逆文化人名單通知出版界,拒絕為其出版書刊;(四)凡學校、報館、雜志社等等,一律拒絕其參加;(五)編印附逆文化人罪行錄(姓名、著作、罪狀),分發全國及海外文化團體;(六)要求政府逮捕公開審判。”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兩條,后來對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和接受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自此,時代的洪流應聲轉向,上海文藝界與全國一樣,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調查、處置漢奸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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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協與“誤讀”
第一節上海第一屆文代會與土改
張愛玲與會登記的名字是“梁京”,即后來她在《亦報》上連載《十八春》和《小艾》時所用的筆名。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報》公布的《出席本屆文代大會代表名單》,“梁京”的名字列于“文學界”代表之中,按繁體字姓氏筆畫排序,出現在下列作家、學者之間:“唐、師陀、倪海曙、梁京、孫大雨、孫席珍、孫福熙、郭紹虞、許杰”。@除了大會發言,各界代表還分組討論,張愛玲被分在“文學界代表”第四小組:組長趙景深;副組長陸萬美、趙家壁;組員周而復、潘漢年、孫福熙、沈起予、葉経士、姚蓬子、程造之、谷斯范、劉北(已、平襟亞、梁京、余空我、張一蘋、鄧散木、陳靈犀、陳滌夷、張慧劍、柯藍、王若望、哈華、姚蘇風、嚴獨鶴③這其中,平襟亞是當年《萬象》的發行人,鄧散木則曾為她的《傳奇》增訂本題寫過書名,陳漆夷即陳蝶衣,曾為張愛玲寫過《〈傾城之戀〉贊》。應該提到的是,組長趙景深在“梁京”名字的左邊寫了 “張愛玲”三個字,并且在兩個名字的中間畫了一個等號,說明“梁京”就是張愛玲,在當時也己經為人所知了。
邀請張愛玲參加上海第一屆文代會,作出這個決定的無疑是當時上海文藝界的高層領導,《遙寄張愛玲》中己經說得再明白不過:“抗日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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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十八春》與《小艾》的變化
《十八春》和《小艾》是《郁金香》之后,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張愛玲發表的兩部小說,前者初載于1950年4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上海《亦報》,1951年11月由上海亦報社出版單行本;后者初載于1951年11月4日至1952年1月24日《亦報》。值得注意的是,《小艾》仍然是一個中篇,而《十八春》顯然己經是一個長篇一一而且是張愛玲創作生涯中第一個完成的長篇。
《十八春》與張愛玲之前的小說作品相比,除了在篇幅上有所突破以外,風格上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對這部張愛玲的第一個長篇和《小艾》,研宄者們歷來的評價不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兩部作品中一反常態地出現了與作品整體不和諧的政治色彩,例如劉再復曾經這樣評價:“與《金鎖記》、《傾城之戀》這兩部一流的作品相比,《十八春》與《小艾》只能算二、三流作品,但是閱讀這兩部作品的前半部時仍然可以感到張愛玲才華的光澤...然而,這兩部作品的結構尤其是作品的歸宿,卻明顯地迎合時勢。”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對前者僅是一筆帶過,對后者更是只字不提。
《十八春》和《小艾》在張愛玲的創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兩部作品,是她守不住早期文學方向的彷徨無地的產物。在《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曾經清楚地聲明:“我用的是參差對照的寫法,不喜歡采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沖突那種古典的寫法”,然而到了《十八春》和《小艾》,她卻放棄這一審美立場,采取了一種自己原本反對的善惡對立、善惡沖突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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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協與“誤讀”.................................14
第一節上海第一屆文代會與土改.............................14
第二節《十八春》與《小艾》的變化.......................16
第三節《秧歌》與《赤地之戀》政治立場的轉向........20
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誤讀”的延續...............................27
第一節《怨女》、《半生緣》與“反誤讀”的努力.........27
第二節《色,戒》與無法退場的“誤讀”..........................31
第三節五詳《紅樓夢》,兩譯《海上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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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誤讀”的延續
第一節《怨女》、《半生緣》與“反誤讀”的努力
根據《張愛玲私語錄》,張愛玲曾在五十年代暫居香港時對廣文美說:“我要寫書一一每一本都不同 (一)《秧歌》;(二)《赤地之戀》;(三)Pink Tears《粉淚》;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五)《煙花》(改寫《野草閑花》);(六)那段發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還有一個類似偵探小說的那段關于我的moon-face[圓臉]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也許有些讀者不希望作家市場改變作風,只想看一向喜歡的,Marquand寫十幾年,始終一個方式,像自傳一一但我學不到了。” 在我們知道,Pink Tears (《粉淚》)后來先是被張愛玲用英文重寫,改名為The Rouge of the North (《北地胭脂》),后又用中文重寫,題為《怨女》,最終譯成了英文的The Golden Cangue (《金鎖記》);而“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后來用英文寫成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 (《雷峰塔》)、The Book of Change(《易經》)以及在此基礎上用中文寫成的《小團圓》;“那段發生于西湖上的故事”,應該就是用英文和中文相繼寫成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When Love Came to China和《五四遺事 羅文濤三美團圓》。
可以看出,這樣一個堪稱龐大的寫作計劃,足以說明張愛玲當時的創作雄心。《秧歌》與《赤地之戀》在香港期間己經基本寫完,而1955年到達美國后的首部英文作品《粉淚》遭到出版商退稿,對信心十足的張愛玲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尤其是《粉淚》還是在備受好評的《金鎖記》基礎上改寫而來。在用英文將《粉淚》再次改寫為《北地胭脂》而仍然未見起色的情況下,張愛玲終于決定回到中文,將原本僅是短篇的《金鎖記》改寫為中篇《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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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縱觀張愛玲整個的創作生涯,可以說,“誤讀”始終伴隨著張愛玲本人以及她的作品,并且對其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傅雷由于文學觀念的差異對部分早期作品進行的“誤讀”,或許正是張愛玲日后將《金鎖記》改寫為《怨女》的潛在原因;抗戰結束后飽受“文化漢奸”的誤解和非議,也許也是她新中國成立后創作《十八春》和《小艾》,為自己辯白和表態的潛在動力;而正是因為《十八春》和《小艾》兩部作品妥協在先,后來在香港寫出政治立場一百八十度轉向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也就不那么難以理解;而傅雷對《金鎖記》的“誤讀”又在夏志清那里得到了延續,再加上政治立場的偏見,致使《中國現代小說史》無視《十八春》和《小艾》過分地抬高《秧歌》與《赤地之戀》,雖然給予了張愛玲較高的文學史地位,卻也使得人們對于其人其文的“誤讀”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晚年定居美國的張愛玲,盡管試圖糾正和澄清這些累積在自己和自己作品身
上的“誤讀”,卻在《色,戒》、《小團圓》等作品的創作和發表過程中一再受挫,最終只好無功而返,轉而投入到為《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澄清“誤讀”的工作中。
由于張愛玲晚年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我們對她晚期的創作和生活可謂知之甚少,導致對其人其文的“誤讀”一直有增無減一一這樣的情形,恐怕張愛玲自己也很清楚。.......
參考文獻（略）
本文編號：8268
第一節文學范疇的“誤讀”
1944年,抗戰接近尾聲,此時己經發表了小說《連環套》、《年青的時候》、《花雕》先后在《萬象》、《雜志》《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金鎖記》、《沉香屑第二爐香》等作品的張愛玲,在上海已是聲名鶴起、名滿文壇。這一年年初,她的新作仍在不斷地發表出來:上連載,散文《愛》等也陸續在各種刊物上發表出來,大有延續上一年多部作品遍地 花的勢頭;8月,她的第一部小說集《傳奇》由“雜志社”出版,一個月后即告再版;12月,第一部散文集《流言》也由張愛玲自己擔當發行者出版。可以說,對于“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來說,一切都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就在這一年5月,《連環套》連載到第五期的時候,同期的《萬象》雜志上出現了一篇題為《論張愛玲的小說》的文章,署名迅雨一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學界內包括張愛玲自己,都并不清楚作者迅雨的真實身份,直至1987年3月香港《明報月刊》發表林以亮(宋琪)的《私語張愛玲》,迅雨就是傅雷才終為世人知曉。正如后來的文學史所記載的,傅雷的這篇文章,不僅是第一篇對張愛玲的小說創作從嚴肅的文學批評角度進行綜論的文章,而且直接引起了一場文學史上的筆墨官司。
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中,傅雷首先對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出現表現出了溢于言表的驚喜與肯定,尤其是對《金鎖記》一文,傅雷更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毫無疑問,《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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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政治范疇的“誤讀”
在自己新書的序言里做出這樣一番辯白,盡管張愛玲試圖輕描淡寫,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見當時她的處境。“漢奸” 一說因何而起,張愛玲自己在文章里這樣寫道:“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然而,順著這條線索考察當時的史料,我們發現歷史的紛繁復雜也許并不像張愛玲輕描淡寫的這么簡單。
1945年8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在重慶成立“附逆文化人調查委員會”,推老舍、孫伏園、巴金、姚蓬子、夏衍等18人為委員,調查“附逆文化人”。8月22日,調查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調查附逆文人的決議》:“(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二)拒絕其加入作家團體和其他文化團體;(三)將附逆文化人名單通知出版界,拒絕為其出版書刊;(四)凡學校、報館、雜志社等等,一律拒絕其參加;(五)編印附逆文化人罪行錄(姓名、著作、罪狀),分發全國及海外文化團體;(六)要求政府逮捕公開審判。”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兩條,后來對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和接受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自此,時代的洪流應聲轉向,上海文藝界與全國一樣,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調查、處置漢奸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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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協與“誤讀”
第一節上海第一屆文代會與土改
張愛玲與會登記的名字是“梁京”,即后來她在《亦報》上連載《十八春》和《小艾》時所用的筆名。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報》公布的《出席本屆文代大會代表名單》,“梁京”的名字列于“文學界”代表之中,按繁體字姓氏筆畫排序,出現在下列作家、學者之間:“唐、師陀、倪海曙、梁京、孫大雨、孫席珍、孫福熙、郭紹虞、許杰”。@除了大會發言,各界代表還分組討論,張愛玲被分在“文學界代表”第四小組:組長趙景深;副組長陸萬美、趙家壁;組員周而復、潘漢年、孫福熙、沈起予、葉経士、姚蓬子、程造之、谷斯范、劉北(已、平襟亞、梁京、余空我、張一蘋、鄧散木、陳靈犀、陳滌夷、張慧劍、柯藍、王若望、哈華、姚蘇風、嚴獨鶴③這其中,平襟亞是當年《萬象》的發行人,鄧散木則曾為她的《傳奇》增訂本題寫過書名,陳漆夷即陳蝶衣,曾為張愛玲寫過《〈傾城之戀〉贊》。應該提到的是,組長趙景深在“梁京”名字的左邊寫了 “張愛玲”三個字,并且在兩個名字的中間畫了一個等號,說明“梁京”就是張愛玲,在當時也己經為人所知了。
邀請張愛玲參加上海第一屆文代會,作出這個決定的無疑是當時上海文藝界的高層領導,《遙寄張愛玲》中己經說得再明白不過:“抗日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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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十八春》與《小艾》的變化
《十八春》和《小艾》是《郁金香》之后,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張愛玲發表的兩部小說,前者初載于1950年4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上海《亦報》,1951年11月由上海亦報社出版單行本;后者初載于1951年11月4日至1952年1月24日《亦報》。值得注意的是,《小艾》仍然是一個中篇,而《十八春》顯然己經是一個長篇一一而且是張愛玲創作生涯中第一個完成的長篇。
《十八春》與張愛玲之前的小說作品相比,除了在篇幅上有所突破以外,風格上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對這部張愛玲的第一個長篇和《小艾》,研宄者們歷來的評價不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兩部作品中一反常態地出現了與作品整體不和諧的政治色彩,例如劉再復曾經這樣評價:“與《金鎖記》、《傾城之戀》這兩部一流的作品相比,《十八春》與《小艾》只能算二、三流作品,但是閱讀這兩部作品的前半部時仍然可以感到張愛玲才華的光澤...然而,這兩部作品的結構尤其是作品的歸宿,卻明顯地迎合時勢。”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對前者僅是一筆帶過,對后者更是只字不提。
《十八春》和《小艾》在張愛玲的創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兩部作品,是她守不住早期文學方向的彷徨無地的產物。在《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曾經清楚地聲明:“我用的是參差對照的寫法,不喜歡采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沖突那種古典的寫法”,然而到了《十八春》和《小艾》,她卻放棄這一審美立場,采取了一種自己原本反對的善惡對立、善惡沖突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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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協與“誤讀”.................................14
第一節上海第一屆文代會與土改.............................14
第二節《十八春》與《小艾》的變化.......................16
第三節《秧歌》與《赤地之戀》政治立場的轉向........20
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誤讀”的延續...............................27
第一節《怨女》、《半生緣》與“反誤讀”的努力.........27
第二節《色,戒》與無法退場的“誤讀”..........................31
第三節五詳《紅樓夢》,兩譯《海上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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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誤讀”的延續
第一節《怨女》、《半生緣》與“反誤讀”的努力
根據《張愛玲私語錄》,張愛玲曾在五十年代暫居香港時對廣文美說:“我要寫書一一每一本都不同 (一)《秧歌》;(二)《赤地之戀》;(三)Pink Tears《粉淚》;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五)《煙花》(改寫《野草閑花》);(六)那段發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還有一個類似偵探小說的那段關于我的moon-face[圓臉]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也許有些讀者不希望作家市場改變作風,只想看一向喜歡的,Marquand寫十幾年,始終一個方式,像自傳一一但我學不到了。” 在我們知道,Pink Tears (《粉淚》)后來先是被張愛玲用英文重寫,改名為The Rouge of the North (《北地胭脂》),后又用中文重寫,題為《怨女》,最終譯成了英文的The Golden Cangue (《金鎖記》);而“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后來用英文寫成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 (《雷峰塔》)、The Book of Change(《易經》)以及在此基礎上用中文寫成的《小團圓》;“那段發生于西湖上的故事”,應該就是用英文和中文相繼寫成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When Love Came to China和《五四遺事 羅文濤三美團圓》。
可以看出,這樣一個堪稱龐大的寫作計劃,足以說明張愛玲當時的創作雄心。《秧歌》與《赤地之戀》在香港期間己經基本寫完,而1955年到達美國后的首部英文作品《粉淚》遭到出版商退稿,對信心十足的張愛玲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尤其是《粉淚》還是在備受好評的《金鎖記》基礎上改寫而來。在用英文將《粉淚》再次改寫為《北地胭脂》而仍然未見起色的情況下,張愛玲終于決定回到中文,將原本僅是短篇的《金鎖記》改寫為中篇《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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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張愛玲整個的創作生涯,可以說,“誤讀”始終伴隨著張愛玲本人以及她的作品,并且對其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傅雷由于文學觀念的差異對部分早期作品進行的“誤讀”,或許正是張愛玲日后將《金鎖記》改寫為《怨女》的潛在原因;抗戰結束后飽受“文化漢奸”的誤解和非議,也許也是她新中國成立后創作《十八春》和《小艾》,為自己辯白和表態的潛在動力;而正是因為《十八春》和《小艾》兩部作品妥協在先,后來在香港寫出政治立場一百八十度轉向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也就不那么難以理解;而傅雷對《金鎖記》的“誤讀”又在夏志清那里得到了延續,再加上政治立場的偏見,致使《中國現代小說史》無視《十八春》和《小艾》過分地抬高《秧歌》與《赤地之戀》,雖然給予了張愛玲較高的文學史地位,卻也使得人們對于其人其文的“誤讀”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晚年定居美國的張愛玲,盡管試圖糾正和澄清這些累積在自己和自己作品身
上的“誤讀”,卻在《色,戒》、《小團圓》等作品的創作和發表過程中一再受挫,最終只好無功而返,轉而投入到為《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澄清“誤讀”的工作中。
由于張愛玲晚年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我們對她晚期的創作和生活可謂知之甚少,導致對其人其文的“誤讀”一直有增無減一一這樣的情形,恐怕張愛玲自己也很清楚。.......
參考文獻（略）
本文編號：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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