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的商品化和心性的邊緣化，使當今社會在消費熱潮中進一步淡漠了道德內修和價值重建，而以“炒”名人和名牌為“時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價值，那些一擲萬金乃至百萬金的大腕大款，在購買名牌商品時所感到的躊躇志滿、所體會到的出人頭地以及“當今世界舍我其誰”的心理幻覺，是以一種文化的(或變態文化的)方式對人與自我、人與世界的關系進行重新編碼。當這類大款被名牌所包裝起來時他那蒼白的靈魂和空虛的大腦再也不被人所注意，人們(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少女)被這種文化的商品或商品的文化包裝所“震驚”而感到一種眩惑。這種心理的失重使其立即放棄原有的文化價值尺度，而重新對生活進行新的文化編碼，進而認同這種名牌包裝的人是文化強人。

    關鍵詞：后現代，大眾傳媒，透視

    而今，電視和廣告進一步促進了這種名牌包裝術，使人消費名牌時誤以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質。對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現象作價值判斷是容易的，然而，進行文化深層次的剖析則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消費主義風行，使消費日益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塑型轉成為時尚的包裝，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經過名牌式的廣告包裝，就有被大眾遺忘的危險。而真正有思想、有藝術感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卻因缺少文化筆耕文化新聞傳播包裝而默默無聞。至于現代傳媒的包裝術則無奇不有，諸如敏感入物和生活的曝光、名星的吃喝拉撒、所用香皂的牌子或喜歡某種飲料、文稿拍賣與競價的新聞鏡頭、小說出版之前的“炒新聞”的策略等等，更是有意無意地制造“熱點”，刺激“追星族”、“發燒族’的產生。文化舞臺暴露個人隱私，可以造就明星和大眾偶像，于是，這個世界在鏡頭過度曝光中成為“太透明”時，人們便在目不暇給的圖像暈眩中，喪失了判斷力于是“跟著潮流，別2O拉下”，已然成為當今追逐時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寫照。可以說，傳媒正是在制造“星”和“追星”的現代劇場，前所未有地“常態”地運行著。

    在文字逐漸為鏡頭畫面所取代，在閱讀逐漸為凝視電視所轉換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離畫面去從獨特的角度去看和聽，并透過表面看到深層而得出自己的結論。人只有一種看的方式，那就是電視鏡頭提供給你看的方式。而且，這種看的方式是編排定的甚至不參雜情感的。當你剛為屏幕上失學的兒童或慘遭拐賣的少女們而扼腕時，廣告以夸張的語調推出的“味道好極了”或“最新馬桶除臭劑”會立即使你的揪心扼腕之思失重。廣而言之，這個信息迭加的時代，電視機、收音機、報刊雜志將成千上萬的信息強制地塞入每個大腦。在市場經濟的制約下，“化大眾”的深度模式已被“大眾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采編播人員不斷根據大眾需要推出千篇一律的實用性、娛樂性和大眾性的節目，從而使大眾在不用動腦筋的樂與笑中，放松(或放棄)了理性批判和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對生活的反思以及對人生的真、善、美的價值判斷。大眾看世界的方式凝固為小小屏幕的“窗口”，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戶曉，凡是上面找不到蹤影的則似乎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無疑，這種獲取信息的類像化、狹窄化，是商品市場經濟導演的文化觀、價值觀的趨同化。這一惡性循環將意味著歷史的消解和思想者的隱遁。因為，被媒體所聚焦則成為名人、名流、名星，而不被其關注，則有等于無。市場和傳媒已成為存在與不存在、名與不名的場所和價值尺度。炒文化終于使文化中最可貴的“超越性”、“可能性”變成了“享受性”和“現世性”。

    更為嚴重的是，信息傳播生產的“平面”意義加速了人生重要的情懷、價值、心性、理想等本體意義的流失。當然，電視及其傳播系統本身是中性的，與意義無涉，但電視內容和電視播出與消費方式卻關涉意義與價值問題。當電視熱衷于事件表面的暄華和廣告的競相角逐時，價值判斷和意義本位卻日益萎縮。資訊在瓦解人們思想并以畫面刺激人的感官之時，成功地瓦解了意義以及對意義的追尋和反思。意義的失落是資訊與大眾媒體溶解消散作用的負面效應，是拒斥深度意義，增強享樂消費主義的必然結果。于是，在意義消隱的終點，是一個正在到來的“大眾時代”(themassage)。這個大眾時代是一個缺乏反思和情懷的時代，它通過電視只看社會的景觀和場面，卻不問這景觀預示著什么?這一場面掩蓋或暗示了什么?就社會文化心理而言，現代傳媒在冷卻人們的真血性、真情懷并冷卻意義的價值生成中，在“炒文化”的信息盲目迭加中，不期然地撫平了現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創傷，使其遺忘生活和命運的嚴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識成為了電視的知識競賽的表演，今天的大眾趣味是在無目的“忙碌”中獲取流行的“文化快餐”，今天的學術精英的追問意義和求索知識本質的電視節目在綜藝節目這類“化解意義”的笑鬧中，收視率幾乎等于零。人們更樂于看時裝、化妝、烹調之類的節目。試想，當人們已經在消費主義潮流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錢而不是靈性精神時，感到扭曲的是知識者而不是目得其樂的自己時，知識精英的啟蒙和精神重建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大眾的“盲點”之中。電視傳媒的負面效應正在加速銷毀意義的工作，這一狀況應引起思想者和文化學者的高度重視。當然，電視傳播本身的中性品質，使其可以為任何人服務。出問題的不是傳媒本身，而是操作傳媒的人。

    今天，在我們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更需深刻地認識走向現代化的代價和后現代傳媒的負面效應，從而在整個傳媒的流行音樂熱中，在媒體的多元價值清單中，清晰地看到這絲毫也不意味著人的問題、生命價值問題、乃至人生形而上問題都已得到解決，而是恰恰相反，這些問題空前突出又遭到空前的消解和銷毀。對此難道我們還不應問一問么?在我看來，哲人們的追問僅僅為我們自己的追問提供了一個支點，一個契機。我們的后現代文化研究者和后現代傳媒研究者都必得重視后現代學者發出的警告。我們在后現代思潮大潮涌起時，可以在思維論層面上肯定其批判否定精神和異質多樣的文化意向，以沖破那些僵化保守的等級秩序和話語戒律;但卻必須在價值論表面上批判其喪失生命精神超越之維的虛無觀念和與生活原則同格的“零度”藝術觀。因此，我們必須在理想主義坍落的“后烏托邦”時代追問總體生命門價值歸依問題，仍得追問在現代傳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一與人的溝通和對話何以可能?追問當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樣現實塑形與自我塑形?追問大眾傳播怎樣走出“大眾化”的低谷而過上“化大眾”的新境界?過分的科技恐懼癥和病態的“鄉愁”都是需要克服的。

    真正的態度是深入探討大眾傳播中的文化策略問題，探討意識話語權力和接受心態的互相制約問題，探討因傳媒而加速并擴一大的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文化“后殖民主義”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永遠清醒而健康地面對“對話”，而對“意義”，在后現代文化轉型中實現價值重建和精神定位，實現真正的多元多維的心性交流。



本文編號：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