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橫向比較是新聞史研究中一個重要但往往被人們忽視的視角。在大眾傳媒的起源階段,由于受不同的物質媒介基礎與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中西方早期報紙形成了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并最終導致各自新聞傳播體制的形成。

    關鍵詞:大眾傳媒 報紙 起源 平行對照

    作為一種重要和科學的研究方法,比較研究對現代各個學科都具有廣泛的意義。然而,在新聞史的研究領域,人們卻往往習慣于從梳理某一國家、某一地區的新聞事業發展源流的視角出發,對有限的單一對象進行微觀的歷時性研究,而缺乏在一個宏觀的視野里,跨越不同的國家、民族和文化來展開共時性的橫向比較的自覺。這種比較研究視野的缺席,使我們無意中切斷了宏大文化背景下各國新聞事業之間的歷史聯系,把研究對象變成一個個孤立的個體存在。這無疑會使我們難以全面、深入和準確地對歷史作出估價與認識。筆耕文化新聞傳播從宏觀的比較研究視角來看,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以早期報紙作為其大眾新聞傳播事業之濫觴。在20世紀廣播、電視、網絡等電子媒介出現之前各國短則幾世紀,長達上千年的漫長時期里,報紙作為唯一的大眾新聞傳媒,壟斷著新聞發布的最主要渠道。東西方各媒介產業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在其報業得到充分發育的前提下繁榮其新聞事業,并直接導致和影響各自新聞體制的形成。因此,通過橫向比較來研究中西方報紙產生與發展的基本原因對思考中國與西方新聞事業先天性特點有著積極意義。


    中國報紙產生的源頭,可以上溯到漢唐時代的“邸報”。“邸”起源于漢朝,本是指古代王侯或地方官在京城的住所,后衍變為地方各郡在京師設立的一種專門機構,主要用于“通奏報,待朝宿”。所謂“通奏報”,即傳抄一切詔令奏章以報諸侯,聯絡傳遞君臣之間的信息。這種皇帝詔令和大臣奏章的傳抄件,經不斷發展完善,到唐朝逐漸形成中國古代報紙的雛形。從唐朝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關于邸報的記載。如唐僖宗時中書舍人孫樵在其《經緯集》第三卷就有《讀開元雜報》一文:“樵曩于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系日條事,不立首末……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1](P1)這里的“數十幅書”指的就是邸報。唐代邸報每份只有一張,卷成一卷便于攜帶。上面按日羅列“朝廷近所行事”等,均是“開元政事”。整份報紙沒有報頭,各則消息沒有標題和結束語,即孫樵所言“系日條事,不立首末”。這些描述表明邸報雖已具備了報紙的某些特征,不過顯然還并不完備,比如孫樵指出邸報“書帛而漫志其末”,就足見唐朝邸報尚停留于手抄階段,而不是印刷品,與現代意義的報紙還有很大差距。邸報不僅見于文獻典籍之中,而且今天還有實物流傳下來。

    倫敦不列顛圖書館收藏有本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從我國敦煌石窟盜走的一份《進奏院狀》,這實際上是公元887年從京城發往敦煌的一份邸報。這份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手抄報紙充分證明:中國古代報紙最遲不晚于唐朝就已出現。唐朝邸報已形成一套出版發行系統,藩鎮在京城長安設有進奏院,各地藩王、節度使派駐有邸吏, 負責邸報的傳達。從唐朝邸報的發行范圍來看,邸報是在統治階級內部流傳的官報,人民大眾是無緣得見的;從邸報的內容來看,它實際上更象一種公文,這與報紙作為大眾傳媒應具有的廣泛性、公開性等要求還相去甚遠。美國著名新聞史學家埃默里父子認為,現代意義上真正的報紙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至少每星期出版一次;(2)必須是機械手段生產的,有別于手寫的新聞信札;(3)凡是愿意付費者,不問屬于什么階級或有什么特殊興趣,都一概可以買到;(4)必須刊登為一般公眾感興趣的任何事情,有別于某些宗教性的或商業性的出版物;(5)必須對只具備普通文化水平的公眾具有吸引力;(6)必須及時,至少就當時技術發展的水平來講是相對及時的;(7)必須具有穩定性。”[2](P5)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顯而易見,唐朝邸報還遠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報紙和大眾傳媒,尤其是內容與發行范圍的局限性,以及制作上的非機械化是它致命的缺陷。


    當古代中國創造出燦爛文化的同時,文明之光也灑到歐洲大陸的某些角落。盡管歐洲在那時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但人們對信息傳播的自覺并不比中國晚。公元前59年,羅馬執政官愷撒下令創立《每日紀事》,公布每天元老院的工作報告。方法是在元老院門口立一塊表面涂蠟的木板,稱為“阿爾布”(Album)。因為當時尚未發明紙張,所以消息就直接刻寫在木板上。“阿爾布”存在了大約500年,這塊元老院門口的木板應該說是整個歐洲最早的新聞媒體。公元2世紀,《每日紀事》的消息隨羅馬帝國版圖的擴張傳至南歐、西亞和北非,羅馬城成為歐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也是當然的新聞傳播的中心。各地的王公、貴族、商人都想探聽羅馬的消息,于是有人開始從事抄錄政府公報并分送各地以獲取酬金的活動。這種原始的文字新聞傳媒,史稱“新聞信”(news letter)。

    新聞信的發行人通常擁有奴隸,備有船只。發行人親自到官邸抄錄《每日紀事》內容,然后上船口述,由奴隸轉抄,奴隸每到一地,就把新聞信分賣給訂戶。與中國到宋朝出現的專為一種叫“小報”的出版物打探消息的人相比,羅馬“新聞信”的發行人及其奴隸的活動要早了幾個世紀,他們可謂是世界上第一批職業的新聞工作者。從新聞信的消息來源、載體特點來看,它與后來在中國出現的邸報有非常近似的地方。比如兩者在內容上都是發布官方消息,在形式上都是手工抄寫而非機械印刷。這說明在大眾傳播的初始階段,中西方媒體具有某些表面上的一致性。然而深入比較我們便會發現,中西方原始形態的傳媒在一開始就存在著明顯分野,即中國的邸報完全由官方壟斷,主要為傳達政治信息,而不以贏利為目的,讀者面局限于統治階層;而羅馬的新聞信則由民間主辦,在傳遞官方信息的過程中獲取利潤,從根本上說,它是一種經濟行為的產物。這使它的讀者面在原則上擴大到凡是愿意購買的所有人———盡管當時也只有貴族與商人具有這種購買力。中西方原始形態的報紙在辦報目的上的差異,向我們揭示了之后中國與西方形成各自新聞體制的某些端倪。


本文編號：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