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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論微觀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

發布時間:2011-11-25 15:57 作者:衣俊卿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402次

摘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羅爾斯《正義論》的發表為標志，政治哲學研究在西方全面復興，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新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話語政治理論、后現代政治理論、后馬克思主義等都成為政治哲學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在許多方面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同傳統政治哲學相比，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轉變，在于從宏觀政治哲學向微觀政治哲學的范式轉變。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羅爾斯《正義論》的發表為標志，政治哲學研究在西方全面復興，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新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話語政治理論、后現代政治理論、后馬克思主義等都成為政治哲學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在許多方面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同傳統政治哲學相比，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轉變，在于從宏觀政治哲學向微觀政治哲學的范式轉變。

一、傳統宏觀政治哲學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一般說來，政治哲學是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現象或政治事物的本質規定性和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基礎進行形而上的反思，對政治體制的建構和政治活動的開展進行價值判斷，并提供理念基礎的哲學反思活動。政治具有豐富的內涵，但它的主要功能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調控社會秩序，因此，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和控制。所謂宏觀政治是指國家制度的安排、國家權力的運作等宏觀的、中心化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而所謂微觀政治是指內在于所有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層面的彌散化的、微觀化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在現代性的視域中，宏觀政治主要表現為理性化的權力運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觀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識權力，也包含自發的文化權力。

按上述區分，可以斷言，傳統政治哲學，以及傳統史學、社會學等，都以宏觀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為主導。它們主要以國家權力的運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正義、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權威、權利、義務等基本政治概念為對象，而忽略社會生活其他層面的邊緣化的權力結構和日常生活領域中的微觀控制機制，或者將這些微觀權力視作被宏觀權力決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屬物。在當代政治哲學中，雖然關于宏觀權力的思考依舊是研究的主題，但是，我們看到了一種強有力的發展趨勢。首先，福柯、德勒茲等人的后現代微觀政治學開始了對微觀政治現象和微觀權力結構的自覺關注。福柯關于軍隊、監獄、醫院、學校等邊緣化領域中的規誡性的、規范化的、分散化的微觀權力的分析，以及德勒茲等人關于欲望政治的分析和博德里亞關于邊緣與差異政治的分析，都屬于典型的微觀政治哲學批判。其次，以拉克勞、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強調的建立在各種政治因素連接基礎上的領導權和多元的新社會運動，以

及他們提出的社會主義策略顯而易見屬于圍繞著領導權而展開的微觀政治斗爭。再次，20世紀法國年鑒學派的總體史學理論和長時段理論，以及意大利的微觀史學派、德國和奧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學派等，還有20世紀西方哲學界的生活世界理論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等等，都在方法論上自覺不自覺地揭示出微觀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凱爾納和貝斯特在《后現代理論》中斷言，1968年的“五月風暴”之后，許多左派的新社會運動開始“擁抱微觀政治學，把它視為真正的政治斗爭領域”。他們指出，“微觀政治關注日常生活實踐，主張在生活風格、話語、軀體、性、交往等方面進行革命，以此為新社會提供先決條件，并將個人從社會壓迫和統治下解放出來”[1]。

在對宏觀政治和微觀政治、宏觀政治哲學和微觀政治哲學做了基本的區分之后，必須明確指出，這種區分只是相對的，實際上并不存在截然不同、彼此分離的微觀政治和宏觀政治，即使德勒茲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觀政治學的后現代思想家，也強調政治既是宏觀政治，也是微觀政治。同時，我們提出微觀政治哲學，并非要徹底否定或完全取代宏觀政治哲學的研究主題，而是要明確指出傳統宏觀政治哲學由于忽略了微觀政治權力結構而存在的重大局限性。集中到一點，可以說，宏觀政治哲學致力于對中心化的宏觀權力的宏觀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構，它由于否認或忽略了多元差異的、分散化的微觀權力同宏觀權力之間的多元互動機制而把理性權力和宏觀政治建構為歷史的普遍的、決定性的力量。這種意義上的宏觀政治哲學成為現代性危機的集中的理論表征。

首先，宏觀政治哲學視野中的宏觀政治或宏觀權力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現代理性文化的宏大敘事的內核。換言之，宏觀權力和宏大敘事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一致的本質關聯。當代各種文化批判流派常常把對現代性的批判集中于“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敘事(meta-narratives)的批判。從深層次看，各種奠基于啟蒙理性和契約精神的關于人的自由和人類解放的理性設計、以絕對理性的普遍運動為核心的關于絕對真理的闡發等宏大敘事，之所以能夠成立并成為現代社會歷史運動的強有力的理性設計，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些宏大敘事在深層次上建立在一種關于宏觀權力的信念上。換言之，正是關于宏觀政治和宏觀權力之必然性、普遍化、決定論的力量的信念支撐了現代性的各種宏大敘事。正因為如此，德勒茲和加塔利在自己的微觀政治學中一方面批判組織化和層級化的主體及主權的權力，把它描繪成“國家機器”：另一方面反對國家式思維方式(state-thought)，反對普遍化秩序、總體性、等級制的“哲學帝國主義”。他們明確指出，“我們不喜歡抽象。不喜歡一、整體、理智、主體”[2]。因為，“這種思想已經與它從國家機器借來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標和道路，導體，渠道，機構等整個研究方法都是由國家機器界定的”[3]。拋開這些論述中的一些極端說法，可以發現，其中關于國家權力同普遍化哲學之間的關聯的認識具有深刻的啟迪。

其次，宏觀政治哲學在現代性背景中已經成為純粹意識哲學和思辨理論哲學范式的典型體現。文德爾班在他的《哲學史教程》中斷言，從古希臘起，西方哲

學史上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哲學范式：一種是追求普遍性知識的、思辨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一種是關注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的實踐哲學或文化哲學范式。前者的理論意義主要指向嚴密的理性邏輯、普遍的真理和知識體系，表現為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后者是由蘇格拉底和智者派開辟的實踐哲學范式，其理論意義主要指向人的天職和使命、正當生活的價值和意義，表現為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社會哲學、美學、宗教哲學等。[4]政治哲學顯而易見屬于實踐哲學范式，它本應該反對理性思辨的過分普遍化特征，展示人類社會和生活世界的豐富內涵，但是，在傳統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律和力量。

二、微觀政治哲學研究范式的基本要點

通過上述關于宏觀政治哲學范式內在局限性的分析可見，如果我們依舊停留在宏觀政治哲學的視野內，如果我們依舊受那種追求普遍性知識的、思辨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統治，，所謂回歸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種比較空泛的理論呼吁。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微觀政治哲學范式的意義，充分認識微觀政治現象或微觀權力結構在人類社會運行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形成微觀視域與宏觀視域相結合的政治哲學形態。

在這里，首先應當對微觀政治或微觀權力在人類社會運行中的作用方式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應當說，在不同文明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下，微觀權力的形態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差異。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微觀權力主要表現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種控制機制，例如，氏族、家庭、家族、宗族、血緣網絡、鄉里制度、民間組織，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家規家法、習俗習慣、禮俗鄉約、道德綱常等自發的規范體系。這些控制機制既表現為政治權力，也表現為文化權力。隨著人類社會的理性化進程的不斷深化，在現代社會中，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著日常生活權力之外，又產生了其他各種類型的微觀權力結構，其中最為重要的體現在兩個基本方面：

一是宏觀的、中心化的理性權力機制向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層面的滲透所形成的微觀控制機制：二是隨著公共領域的擴大、非政府組織的增加、新社會運動的興起而產生的各種邊緣化的微觀權力結構。顯而易見，隨著現代社會的開放程度的提升，隨著政治權力多元化的進程，微觀權力結構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

越來越重要。我們可以簡要描述微觀權力的幾種基本的作用機制。

其一，與宏觀權力同構的微觀權力。在很多歷史情形中，宏觀政治體制和國家政權的穩定同深層次的微觀政治權力或文化權力的支撐密切相關。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傳統社會以家庭為本位、“家國同構”的宗法專制的政治制度。在這種情形中，整個社會從體制到具體運行都表現為圍繞著家庭而形成的血緣關系、親屬關系、宗法體系等日常控制機制的擴大，由此形成一個超穩定的國家政權和行政管理體系。另一個典型例子是福柯、德勒茲等人所批判的現代理性社會的微觀權力機制。在這種情形中，中心化的、理性的宏觀政治權力機構憑借著滲透到學校、醫院、軍隊等社會的每一層面、每一個角落的微觀權力而編織成一個全方位的“宰制社會”。

其二，阻礙宏觀權力機制更新的微觀權力。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體制過程中經常受到來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經驗式、人情化的微觀權力機制的嚴重阻滯。這充分說明，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或社會控制模式，例如民主體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憑借一般的理論號召就得以確立，如果不考慮社會各個層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種微觀的、多元差異的權力結構的特點和價值取向，是無法真正扎根的。

其三，反抗宏觀政治霸權的微觀權力。后現代政治理論、話語政治理論、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等從不同視角不約而同地強調公共領域、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新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等微觀政治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保護自由、公正、平等、民主的社會秩序和自主的生活世界體系不受某種總體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的“殖民化”，其有效途徑并非簡單地用一種新的中心化的宏觀權力來取代另一種宏觀權力，而是激活社會各個層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種微觀權力的話語和力量，形成多元差異和互動的社會調控體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簡要概括微觀政治哲學研究范式的幾個主要特征和理論要點。

首先，微觀政治哲學通過拆除宏觀政治和宏觀權力的核心地位來解構各種普遍化的宏大敘事，把政治放到人類社會歷史的多元形態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視角多維度的社會歷史理論。在這種意義上，微觀政治哲學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理論，它一方面反對把宏觀政治權力或宏觀經濟要素從社會歷史的關聯之中抽出來，放大為無條件的歷史決定因素，而把其他因素邊緣化為被決定的、次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對運用自然科學的普遍化方法，排除歷史因素的多樣性和歷史選擇的多元性，把歷史描述為類似自然進程的因果必然規律和線性決定論的進程。微觀政治哲學充分重視在長時段歷史進程中，各種社會歷史因素的各種可能的，包括偶然的連接，重視歷史進程中各種選擇、模仿，包括各種權力模式和機制的生成，以及權力的抵抗等因素的作用，從而把人類歷史真正理解為不同

于自然進程的人的生成的歷史。

其次，微觀政治哲學在政治現象和政治事物的視野中，充分重視各種邊緣的、微觀的、多形態的、多元差異的政治權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政治理解模式。應當說，這一點是微觀政治哲學最主要的貢獻，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體制和權力機制的多元差異的特征，反對把政治的運作簡單化為中心化的宏觀權力的確立和更替。對于微觀政治現象和微觀權力結構的把握必須堅持具體的和歷史的原則，既要揭示特定文明時代和特定社會形態中微觀權力機制的生成、進化、發育的狀況，又要分析這些微觀權力結構同宏觀權力結構的相互關聯和交互作用，還要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對哲學微觀權力結構作出價值判斷，例如，自覺地消解阻礙宏觀權力機制更新的微觀權力機制，積極培育微觀權力機制，促進政治權力同文化權力，同生活世界的協調發展。

這一認識對于我們深刻把握20世紀人類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所環繞的核心問題，即現代性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在微觀政治哲學的視野中，無論現代性的確立，還是現代性的危機，都不可能是一個中心化的、宏觀的機制。具體說來，現代性本身包含著相互關聯的多重微觀的維度，例如，個體的主體性與自我意識、理性化和契約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歷史敘事、經濟運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層化、公共領域的自律化、公共權力的民主化和契約化等。同時，現代性的危機，即理性的危機，也不是一種宏觀權力中心化、一體化的專制統治，而是彌散于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各個層面的微觀權力的理性規訓和規范。凱爾納和貝斯特在評價德勒茲和加塔利的欲望政治理論時指出，“像福柯那樣，他們的中心關懷是：現代性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統治階段，這種統治以彌散于社會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層面的規范化話語和制度的增殖為基礎”[5]。因此，現代性不是一個擺在那里可以由我們討論決定是加以捍衛，還是徹底拋棄的總體性存在。在中國的語境中，關于現代性和啟蒙的爭論同樣不是一種籠統地堅持還是拒斥的普遍化問題，不是一種理論哲學的宏大敘事，相反，首要的任務是在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個微觀層面上具體分析現代性的多元維度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確立，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機制，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了危機，進而，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調動世界的和本土的各種文化資源對之加以修正和完善。

再次，微觀政治哲學通過各種微觀權力機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顯出政治和文化的關聯，因此，微觀政治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回歸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學。與非日常世界中政治、經濟等不同領域的相對分離狀態不同，日常生活世界呈現為一個未分化的文化意義結構，因此，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種微觀權力機制實際上也是一些文化活動機制和文化領導權。正因為如此，后馬克思主義雖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實現了政治哲學的轉折，但是，由于對領導權等微觀政治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又回到并進一步豐富了文化批判的立場。同樣，我們看到，羅爾斯等人實現的政治哲學復興，雖然依舊以正義、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權利等宏觀政治理念為主題，但是他們在現代歷史條件下已經凸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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