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專業的文學論文，主要是關于儒家道德哲學對德育回歸生活的實踐意義的闡述，詳情請看下面的介紹。

　　一、儒家道德哲學概說

　　(一)儒家道德哲學界定儒家道德哲學是一種以道德為人路的哲學，是以國計民生為其思考和行動根本出發點和主要關注焦點的哲學。以民為本是它的根本宗旨，道德本位是它的主要標志，而經世致用則是它一以貫之的精髓所在。由此而構建了宏偉的本體論、認識論、修養論哲學體系�！稘h書·藝文志》載，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于道最為高。儒家道德哲學是一種生活哲學，它所有的原則和觀念都來源于百姓日用之間，來自于百姓的經濟生產和政治、文化、宗教生活的經驗和智慧的積累、凝煉與升華。兩千年來，儒家道德哲學一直與中國文化從而與中國人的生活緊密連結在一起不可分割。

　　從先秦原始儒家高舉道德理想主義旗幟，高呼道德本位，挺立起人的道德主體的能動自覺以來，儒家道德哲學歷經兩漢，隋唐，宋元明清，一直是士君子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也一直是百姓道德修養和價值判斷的終極目標。雖然遭遇焚坑慘禍和佛道的挑戰，但儒家最終沒有倒下，而是站穩了腳跟，并且在中華文明的大花園中一枝獨秀。這絕不是偶然的，其問深層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拋開政治歷史因素，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儒家道德哲學乃是中國人的生命的學問，它深深扎根于中華文明的肥沃土壤之中，是中華民族自人文初創以來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必然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結晶與升華，它是中國人的，它適合中國人，它與中國人的生命相契合，這就是答案。但是近代，特別是清末以來，儒家道德哲學的這種地位衰落了，這種衰落是一個逐步加深的過程。

　　(二)儒家道德哲學歷史作用及失落原因分析自焚坑之禍以后，儒家道德哲學一路高歌猛進，即使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的挑戰也沒有動搖它的根本。隋唐科舉興起，更進一步鞏固了儒學的官方統治哲學的地位。此后，宋明理學吸收、借鑒、融攝佛道，最終將來自內外兩方面的挑戰消解。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朝前期，盡管宋明理學內部有理學、氣學、性學、心學的爭議和辯難，但這可以看做是儒家內部矛盾。 儒家道德哲學的淪落是從清末開始的。

　　清末，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首開反儒惡端。

　　太平軍所到之處焚孔廟、毀圣像，一時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但這并沒有動搖儒家道德哲學之根基。真正使儒學逐漸淡出中國歷史和社會生活的，一是清政府對新法的推行，二是民國政府的教育改革，三是五四時期對西學的推崇和對傳統的顛覆。前者消解了儒家道德哲學作為德化之本的制度基礎，再者消解了它的教育和課程基礎，而五四則“在價值觀念層面上也全盤否定了儒家德育的現代教育意義”。 J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五四諸君對儒家道德哲學的全盤否定有失公允，他們忽略了儒家道德哲學在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史上所起的不可替代，不容或缺的作用，也抹殺了儒家道德哲學的普適性和它的終極意義。

　　事實上，先秦諸子百家乃至以后的各種學術思潮和流派沒有哪家哪派能夠與儒家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和獲得的地位相比擬。儒家的歷史作用可以從政治作用、思想文化作用和德育教化作用等方面來考量。這里我們主要看它的德育教化作用。儒家的道德哲學，“大致有以下幾點，即講究規則，克己復禮；仁愛天下，唯義所在；積極進取，中和內斂；博學篤行，守經從權。” 另外，并行不悖，兼容并蓄是儒家道德哲學的重要特點。儒家道德哲學通過調節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建構了中國人獨有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國人特定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言行舉止之間都無不深深打上儒家的烙印。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

　　但是儒家后來卻又確確實實淪落了。其淪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內的又有國際的；既有歷史的又有時代的；既有自身的內在因素又有環境的外在因素等等。五四以降，反思儒家淪落原因的人很多，其觀點良莠互現，這里不想一一評論。我認為儒家本身的內在的失陷或不足當是儒家道德哲學淪落的根本原因。其一，對德性的強調導致對問學重視不夠，其結果就是沒有產生出獨立意義的昌明的科學。其二，在思維方式上重整體綜合而輕分析。其三，重群體而輕個體，有為了群體而可能忽略個體的傾向。這就使得民本向民主的轉化過程過于漫長。

　　所有這些使得儒學當面臨西方強勢文化的猛烈沖擊和本國激進主義者的強烈質疑時，顯得手足無措，疲于應付。最終，作為一種學說，一種思想，本無力也不應該為舊制度買單的儒家道德哲學忍辱含冤地做了舊制度的替罪羊。但歷史已經并且在繼續證明，激進主義者對儒家道德哲學的無知和粗暴的態度，對儒學造成的惡果絕非國人之福。  (三)儒家道德哲學的現實意義及其普世價值儒家道德哲學的現實意義不在于它歷史上的輝煌與尊崇，而在于它對于我們的現實生活，對于我們當前乃至將來的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參照維度，使我們避免科學理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失足。其所以如此，乃在于儒家除了時代性的層面之外，還有另一個層面，那就是超時代性，也就是它的普世性價值。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儒家的時代性大家都是了解的。

　　它是時代的產物，隨時代而發展而沉浮。不僅儒家，任何一種思想和學派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這是誰都無法擺脫的宿命。但是儒家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有超越歷史，超越時代的普世性，或說永恒的意義。儒家的普世性因素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其次是儒家的大同思想；第三是儒家的仁愛思想；第四是儒家的中庸思想；第五是儒家的天地萬物與我一體的思想或者說和合思想等等。所有這些無不表現出儒家對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閃耀著中華民族博大的智慧。只要儒家賴以自然而然產生的基礎還在，也就是說只要儒家規范和調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在，人與物(環境)之間的關系還在，人與自身的矛盾還在；只要社會分工還在，儒家的基本原則就永遠不會失去意義。抽象掉時代和階級的因素，仁義禮智信永遠是有價值的。近年來，西方唯理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導致的人的物化和意義的缺失，更凸顯了儒家即現實即超越的生活理性的圓融高妙之處。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在向中國，向儒家尋求幫助，以解決唯科學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困境。儒家道德哲學的普世性得到了普遍認可。

　　二、關于“德育回歸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