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剛果訴比利時逮捕令案是國際法院受理的涉及普遍管轄權以及對普遍管轄權的外交特權和豁免的案件。國際法院判決對“程序豁免”和“實體豁免”、刑事管轄豁免與個人刑事責任豁免的比較分析，反應出的實質問題為，普遍管轄權與外交豁免存在沖突；外交豁免的價值高于普遍管轄，外交豁免構成對普遍管轄的限制；外交豁免對普遍管轄的限制，并未否定普遍管轄本身。

　　論文關鍵詞 剛果訴比利時逮捕令案 普遍管轄權 外交豁免 管轄豁免

　　一、 剛果訴比利時逮捕令案簡析

　　國際法院自1946年成立后，直到2000年才受理了第一起涉及外交特權和豁免以及普遍管轄權兩項國際法上的權利相沖突的案件，即剛果訴比利時逮捕令案。2000年4月11日，比利時布魯塞爾法官凡登·米爾斯依據比利時法律規定的普遍管轄權，向剛果民主共和國當時的外交部長艾柏杜雷·耶羅狄亞·恩多姆巴斯發出逮捕令，指控他1998年8月多次公開發表“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這些言論據說導致西族人遭到非法逮捕和不公正審判，并造成幾百人死亡，因此構成反人類罪。四個月后即2000年10月17日，剛果對比利時提起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做出處理，要求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定，即比利時政府的逮捕令無效、應被撤銷。剛果政府的理由為，比利時的國內法及其對普遍管轄權的行使不符合國際法規則，有違聯合國成員國主權平等的原則以及普遍管轄權的行使應以“被告位于起訴國的領土”為前提，是對“在任外交部長具有絕對的刑事司法合作豁免權”這一國際習慣法規則的侵犯。比利時的答辯理由為，比利時的國內法規定及其普遍管轄權的行使符合《日內瓦公約》，并且簽發逮捕令與法院審判是兩種不同的權利，對被告位于哪一國家的要求不同。國際法院受理后于2002年4月14日做出了對剛果有利的判決，以比利時政府發出的逮捕令不符合“外交部長絕對的刑事豁免權”這一國際習慣法規則為由，裁定比利時必須撤銷該逮捕令并通知其他收到通緝令的國家。 該案涉及的兩個核心問題是國際刑法中的普遍管轄權以及對普遍管轄權的外交特權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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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邏輯上講，只有當某一國在國際法中對某一特定事項享有管轄權時，才會出現關于行使該管轄權的豁免問題。本案中，國際法院的幾名異議法官在其聯合個別意見中指出：豁免的問題在概念上依賴于已經存在的管轄，如果沒有管轄權的話，豁免問題根本就無從談起。但是，如同庫羅馬法官所主張的那樣，由于剛果在最后陳述中并未對對方的管轄權問題請求法院進行處理，因此基于“不得超越訴訟請求規則”法院決定不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因為無論比利時對此罪行是否享有普遍管轄權發布逮捕令，都不會影響其行為的不法性。
　　但法院的這一做法并不是無可厚非。首先，，“不得超越訴訟請求規則”只是“禁止法院在判決書中的判決部分不得對當事國未提出請求的問題做出決定，但它當然不妨礙法院在推理過程中對與得出結論有關的問題加以闡述”。其次，為了各個主權國家聯合懲治國際罪行，必須將普遍管轄權問題放在首位，作為本案的核心爭議。 國際法院保持沉默是因為其法官對普遍管轄的意見不一。有的法官認為盡管國際社會沒有普遍管轄的實踐，但也沒有視此為非法的法律確信，因此不排除國內法院在此類案件中行使普遍管轄權。有的法官認為國際法允許甚至鼓勵國家行使此種管轄權。還有的法官認為，國家應對在其領土上的海盜等國際罪行行使普遍管轄權，但除此之外，國際法并不接受普遍管轄權，這些法官強調連接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法官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很大，分歧太大必然難成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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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指出：有管轄權并不意味著不存在豁免，而不存在豁免同樣不意味著有管轄權。近年來國際刑事管轄權的擴大并不影響國際法規定的豁免。因此法院拒絕了比利時主張的豁免例外。另外，法院還強調了“程序豁免”和“實體豁免”之間的差別。法院指出，剛果民主共和國當時的外交部長艾柏杜雷﹒耶羅狄亞﹒恩多姆巴斯享有管轄豁免，只表明他在特定時間內、對特定罪行可以免于被起訴，享有程序性的管轄豁免；但不意味著他國際罪行還可以逍遙法外，免于承擔個人所有的刑事責任，享有實體法上的個人刑事責任豁免。因此，法院沒有支持剛果“該逮捕令任何國家都不能執行”的訴訟請求。

　　二、 普遍管轄權與外交豁免之關聯

　　（一）普遍管轄權與外交特權與豁免之間有矛盾
　　普遍管轄權重在“普遍”價值，追求普適性不能有例外情形存在。不論一個人具有何種身份，其為國家首腦或是權威國際組織領導人或是普通公民，只要犯有危害全人類的罪行，就應該承擔刑事責任，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例外。普遍管轄原則已成為國際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因為防止“犯有國際罪行的人免于處罰”、 “不惜一切代價懲罰嚴重國際犯罪”是普遍管轄原則的宗旨所在。
　　外交關系法中的外交特權與豁免原則是各國公認的習慣國際法規則，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起草、1961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即是明確規定外交特權與豁免之國際公約。 其第二十九條規定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管轄豁免，包括外交代表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其中刑事管轄豁免是絕對的、完全的、不存在例外的，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則可以存在例外。外交代表在駐在國犯罪不受當地刑法的管轄，這種被豁免管轄的權利自外交代表所屬國發出的委派通知到達接受國外交部門時開始算起，到該外交代表離開駐在國國境之時或聽任其離開駐在國國境的合理期間終了之時結束。外交代表在駐在國犯罪的不能通過司法訴訟途徑判決，只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由上述分析可知，普遍管轄原則作為國際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具有普適性。同時外交特權與豁免原則也是國際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已得到各國的公認。而現實中，諸如比利時主張的反人類罪，以及其他恐怖犯罪、戰爭犯罪等重大國際罪行的罪犯一般都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等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這與普遍管轄的目標完全背離。 由此可知，國際法上關于外交特權與豁免權的規定與普遍管轄原則存在著沖突，處理這種沖突、平衡兩者的價值即為一個很棘手的國際法問題。

 

 

　�。ǘ┩饨换砻獾膬r值高于普遍管轄，外交豁免構成對普遍管轄的限制
　　普遍管轄制度是為了使違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嚴重國際罪行得到懲處，理論上講該制度不應存在例外。但實際上普遍管轄制度還存在很多問題。一方面，行使普遍管轄權與國際法的宗旨與原則相抵觸。國際法的目的是確保國際和平與安全，維護和穩定國際關系，促進國家間的交往與聯系。而行使普遍管轄權則有可能破壞國際關系的穩定與和諧，造成國家間的矛盾與糾紛，使國際關系出現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國際法上其他管轄權存在的基礎都是國際主權，而普遍管轄權則超越則是一種國家主權的管轄權，嚴重損害一國的司法主權。這也是不少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普遍管轄權的主要顧慮。相比之下，外交豁免制度則是一個成熟的制度，在許多國際條約中得以明確規定，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已成為一個強行法規則，還利于維護國際社會政治利益格局和國家主權原則。
　　當一國外交代表是執行國家政策的重要官員，如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如果其犯有國際罪行時，另一國的國內法院對其行使普遍管轄權，必然會影響兩國之間正常的外交關系，也就是可能出現普遍管轄權“越位”的問題。通過國內法院追溯他國重要領導人犯罪的司法行為，涉及復雜的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這種情況下正義即不是唯一的目標，需要考慮國際社會平權結構的限制，其中以豁免對它的限制最為突出。在普遍管轄問題上允許外交代表管轄豁免可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國際法院關于比利時逮捕令案的判決，及之后比利時議會對其法律的修訂， 2003年4月對《關于懲治嚴重踐踏國際人道法行為的法律》的第一次修正，表明了普遍管轄原則的適用應受到外交豁免的限制的趨勢與實踐。
　　但即使外交豁免的價值高于普遍管轄、構成對普遍管轄的限制，也不能否定普遍管轄在國際法中的重要價值和地位。外交豁免只限于在一定時期內對一定的罪行的起訴受阻，但是并不能使該人免除所有的刑事責任。
　　所以法院主張，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外交代表依據國際法本應享有的外交特權與豁免并不能阻止對其進行刑事追訴。國際法院列舉了外交部長豁免權無效的四種情況：一是依照國際法上的相關規則和原則其在自己的國家內就沒有豁免權；二是其自己的國家聲明放棄豁免權；三是前任外交部長，在其擔任公職以前或以后所犯下的罪行，或在其擔任公職期間以私人身份犯下的罪行；四是在如國際刑事法院、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等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中的審判。 這樣既防止了普遍管轄權的“越位”，又防止了普遍管轄權的“缺位”，能進一步完善普遍管轄制度。因為這樣做，一方面尊重了國際主權平等原則。另一方面維護了法律的尊嚴，維護了法律的公平和正義觀念。

　　三、 總結

　　國家主權原則是解決國家之間的沖突的首要原則、基本原則，國際法規則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也要遵循國家主權原則。由此可知國家主權平等及外交特權與豁免居于優先適用的地位。在普遍管轄與豁免的關系上，允許外交豁免構成對普遍管轄權的例外可能是最明智的選擇�？桃庾非蟛淮嬖谌魏卫獾慕^對的普遍管轄原則的做法，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可能導致與所追求的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目標背道而馳。

 

 

本文編號：1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