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準則制定的基礎也被稱作會計準則制定導向，涉及了在會計準則范圍內會計政策的選擇空間，所以該問題一直是會計理論界、實務界等各方關注的焦點。在國外，傾向性的觀點是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優于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如果會計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那些期望在會計準則上獲取自我利益的組織，就有了可以進行“對策”的目標與方式（Lys、Vincent，筆耕論文新浪博客，1995）。1997年12月的“AAA/FASB研討會”上，美國會計職業界的代表John Smith首次提出了“以概念為基礎的準則”（Concept-based-Standards）的說法，并且認為概念基礎的準則優于規則基礎的準則（Rule-based-Standards）。Engle（1999）闡述了管理者利用會計準則形式規避經濟交易實質的行為，他的研究發現，管理者通過虛構交易將本應確認負債的項目確認為權益，因此產生了43億美元的成本。
　　財務會計作為一個獨立概念的出現是在20世紀30年代（更確切地說是“公認會計原則”出現之后），迄今財務會計的發展已經七十余年。值得注意的是，綜觀當代財務會計的發展，發現財務會計一經產生，就與財務會計及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與管制如影隨形（葛家澍、杜興強，2003）。會計準則作為對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是財務會計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財務會計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對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追求過程。
　　我國會計學者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的討論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作了一個概括性描述，他認為制定一項高質量會計準則，其指導思想是按美國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所遵循的詳細的“規則基礎”，還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制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所遵循的簡明的“原則基礎”，是一個有爭議而必須通過反復實踐才能回答的問題。
　　關于“原則基礎和規則基礎哪個更優”的討論研究文獻有很多。例如，平來祿、劉峰、雷科羅（2003）從自利經濟人假定出發，推斷出：每個自利的經濟人在執行會計準則的過程中總是設法最大限度實現自己的利益，如果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這表明那些期望在運用會計準則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鑒的方式；如果采納原則導向不給定具體的政策界限，當存在利益沖突時，最終只能訴求道德操守，這顯然有違經濟學自利經濟人的基本前提，其長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關注。
　　由于以原則為基礎制定會計準則尚未在美國付諸實施，預測該方法的有效性程度為時尚早，可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導向制定我國會計準則，目標導向的準則需要財務報告編制者、注冊會計師、審計委員會等實施適當的職業判斷，孕育職業判斷氛圍；需要變更與財務報告和審計有關的法律框架體系；需要解決準則制定的工作程序方法等會計準則體系中的問題，SEC提出的“目標導向”為最優的制定模式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但是同時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核心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準則這種思路是可取的。
　　從會計監管的視角，洪劍峭、婁賀統（2004）提出，會計準則的制定基礎與會計監管的有效程度相關，準則基礎的變遷應該與具體的會計監管環境相適應。在會計監管相對較弱的環境中，選擇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基于政治學視角，張力、陳許高（2007）分析了美國2002會計改革法案的政治機會主義傾向，并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導向的內生性、會計準則的形成機理及財務舞弊行為的責任認定等角度探討了我國當前會計準則制定導向的選擇，認為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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