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是困擾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而農村公共服務是“三農”的“短板”。我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結構失衡、供給效率低下,不能滿足農村居民多樣化的需求。城鄉公共服務差距明顯,而且有不斷加大的趨勢。在農村社會發展中公共服務的公共性流失非常嚴重。這既不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也有悖于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為了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黨和政府采取了積極措施增加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其關鍵原因在于公共服務供給體制和機制存在問題,作為公共服務消費者的農村居民參與不足,沒有發揮農村社區應有的作用。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滿足居民多樣化需求,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數,有利于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有利于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對破解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困境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論文首先分析了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的理論與現實依據。從理論視角論述了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上存在著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即兩極失范),使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處于兩難境地,社區作為政府與市場的結合體,又融合了社區社會資本,將之引入到公共服務供給中,部分矯正了公共服務的兩極失范,促進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從實踐視角論證了我國農村公共服務存在的政府與市場失靈狀況,剖析了目前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所實行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議”的“準”社區化實踐的作用和存在的問題,認為還不是真正的社區化。 接著分析了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的宏觀環境和微觀條件。農村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支農惠農政策的支持,為我國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創造了宏觀環境。農村社區雄厚的社會資本、不斷壯大的社區組織、不斷增加的農村社區精英以及新型農民的出現使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在微觀上具備的內在條件。 論文著重分析了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的路徑選擇。構建以社區為平臺,社區居民參與決策、監督、管理、評估,多方參與、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公共服務社區化運作機制；發揮社區整合資源、整合組織、整合消費者、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作用；構筑公共服務的社區共有產權和重塑社區公共權威以利于居民的參與、遏制“免費搭車”、減少交易費用。 在進行案例分析的基礎上,論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議：培育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搞好農村社區規劃、動員農村社區居民參與、加強農村社區組織建設、增加社區投入、創建利于社區居民因公共服務供給狀況而流動的機制、合理劃分政府與社區的權力邊界等等,以促進公共服務社區化的實現。 通過研究,本文得出的結論是：首先,社區是公共服務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農村社區的道德機制、社區社會資本等對配置公共服務資源具有重要作用。社區化是減少交易成本、破解集體行動困境、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途徑,能起到矯正公共服務的政府與市場兩極失范、促進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的作用。其次,我國農村在宏觀和微觀上初步具備了公共服務社區化的條件。再次,有效實現公共服務社區化,必須以社區為平臺,重構農村公共服務的社區化運作機制；發揮社區的整合作用,發揮社區化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作用；構筑公共服務的社區共有產權和重塑社區公共權威,促進公共服務社區化的實施。同時,在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過程中要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界定政府的權力邊界,以利于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是實施。 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研究打破了以往公共服務的“二分法”,引入“社區機制”來配置資源,開創了農村公共服務資源配置的新方式,在理論上有一定的突破。論文提出以公共服務社區化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思想,將公共服務社區化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連接了起來,在研究視角上有一定的創新。論文將社區融入到公共管理學、行政管理學、公共經濟學之中,能升華其學科的內涵,是對公共管理學、行政管理學、公共經濟學學科的豐富和發展。它將在我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學位單位】：湖南農業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年份】：2010
【中圖分類】：D422.6;D669.3
【部分圖文】：

公共福利支出不夠。這是國家在經濟落后狀態下，采取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發展經濟、改變一窮二白狀態的重要舉措。這使得居民與社區掌握的資源不足，其參與分配、配置資源機會也不夠。而在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讓富于民，居民的收入增加，國家財政也加大了對支農的支出和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的支出，社區與居民“參政議事”、合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我國在經濟落后時期，主要是集中資源搞經濟建設，對居民福利投入較少，尤其是對農村居民福利投入很少。隨著經濟發展，國家開始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入。如圖4.2和圖4.3，圖4.2顯示了我國GDP、財政收入、國家財政用于經濟建設支出、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支出和支農支出費用的絕對量2，圖4.3顯示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經濟建設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由圖可以看出80年代中期以前GDP主要以財政收入的形式集中在政府手中，投入到經濟建設領域。經濟建設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在上個世紀都高達40%以上，而在80年代末以前基本占到50%以上，對農業支出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較小，對教育、醫療、養老等，參見:譚崇臺.發展經濟學〔M].山西經濟出版社，加01

也是公共服務效率得以提高的條件。正如奧斯本(2006)等人多倡導“把所有權從官僚機構那里奪過來送到社區去”，認為應將社區力量導入國家展網絡中，形成共同治理結構。第一、人民公社的解體為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提供了機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各個時期的領導人非常重視發揚民主，給予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但是，政社合一歷史背景下，在國家與社會高度整合下，農民只是集體的一個生產要素集體領導農民，而農民無權指揮集體，農民此時無參與權可言。只有當政治與場、社會(社區)分離時，社區及其居民才能發揮作用，廣泛的參與才能成為能。圖4.8表示社會(社區)、市場領域突破了全能國家政治侄桔的過程，社會(區)、市場逐步與政治領域分離，國家權力回歸社會為社區化打下了權力基礎。
【引證文獻】

相關期刊論文 前3條

1 李鳳琴;;國外城市社區公共服務研究綜述[J];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03期

2 王飛;;農民工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研究——基于城市社區為平臺的視角[J];當代青年研究;2013年02期

3 王飛;;農民工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研究——基于城市社區視角[J];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

相關博士學位論文 前1條

1 劉衛東;當代中國公共產品供需選擇制度研究[D];吉林大學;2013年

相關碩士學位論文 前4條

1 邱會菊;新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建設研究[D];中共山東省委黨校;2012年

2 曲頌;農村社區管理模式的分析與評價[D];中國農業科學院;2012年

3 王玉超;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農村服務型社區構建[D];燕山大學;2012年

4 李嬌嬌;我國城市社區公共服務研究[D];云南大學;2013年

本文編號：289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