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認為：高等教育的專業化程度較高，大學教師作為職業本來就是以高深的專業知識為前提條件的。無須再強調其專業發展；高校教師在走上工作崗位的那一刻起。便已經具備了將來學術生涯能夠成功所必需的專業知識、教學技能和科研素養。他們無須任何人的幫助就能夠快速開展工作。具備精心鋪設自己學術職業生涯的能力。然而，教育部對山東省600名學者進行調查后發現：“34％的回答者報告說，他們缺乏足夠的培訓，難以勝任大學新崗位，47％的回答者稱自己學校沒有在新知識與新信息技術方面為教師提供足夠的培訓。”既然學者都認為自己勝任崗位存在困難，那就更別提那些處于職業生涯發展初期的青年教師。有研究發現．與職業生涯的其它幾個階段相比，初任教師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最為嚴重，產生的挫敗感也最強．尤為重要的是．此階段的成長經歷將直接影響到其在今后的專業發展品質。以及對學術職業的基本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對職業生涯發展路徑的抉擇。

　　一、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發展的內涵學術發展是高校教師發展的重要方面。王建華認為學術發展是“大學教師從事教學、研究及服務工作時，經由獨立、合作、正式及非正式等進修、研究活動，引導自我反省與理解，增進其教學、研究及服務等專業知識與精神，主要目的在于促進個人自我實現。提升學校學術文化，從而提升整體教育質量。”闥因學者們對“學術”這一概念內涵的認知存在分歧．在對教師學術發展這一概念內涵的認知上自然就有所不同。按照博耶的觀點，學術應包含以下四個相互聯系的方面：探究的學術、整合的學術、應用知識的學術和傳播知識的學術(教學學術)嘲。所以按照上述觀點．教師學術發展的具體內容就應包括以上四個方面。筆者將研究視角更多地聚焦于探究的學術和整合的學術兩個方面．較少涉及到應用知識的學術和傳播知識的學術，教師學術發展的具體內涵也主要指這兩個方面。

　　近年來。我國高校青年教師數量不斷增加．成為高校教師隊伍中比較大的一個群體。學術發展是青年教師成長面臨的瓶頸，不僅關系到他們整個職業成長、生涯發展的質量，更決定著學校的未來。由于高校青年教師在學術職業經驗、心理成熟度以及所擁有資本的類型與結構上都與其它年齡階段教師有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決定了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發展除了上述基本內容外，還有其自身的獨特性。

　　二、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發展面臨的困境高校青年教師處于高等院校這一獨特的學術“場域”之中，其既定的游戲規則通過一定的內外機制影響到深處其中的青年教師的行為策略和價值抉擇。當前，本應以求知、求真為旨歸的高等院校卻類似于科層場域。學術生態環境不利于青年教師的發展。

　　(一)在生存抑或發展的“糾葛”下，青年教師的發展愿景被“擊碎”

　　在古代，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從事學術探索、科學研究的人必定都是“有閑階層”，他們不必為生計而煩惱，筆耕論文，擁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仰望星空”，去探索世界的未知奧秘。但當下高校青年教師已全然沒有了追求真理、探索真知的“閑情逸趣”，他們迫于現實的壓力，每日都如同“工蜂”一般，忙忙碌碌、東奔西跑，為了掙夠足夠的科研“工分”，獲得足夠的向上攀爬的“階梯”。甚至不惜弄虛作假，炮制數據。當前，中國高校教師群體的收入存在明顯的“兩極分化”。在教師群體中，具有較高職稱、職務，承擔科研項目比較多的教師收入會比較高。而占據教師群體大多數的青年教師由于職稱、資歷等多方面的限制．很難獲得學校和政府的科研項目，獲得額外收入．整體收入處于偏低水平。有一項對有離職意愿的青年教師的調研報告顯示：“青年教師想調離學校的主要原因中，經濟效益差(30．4％)排在第一位。”[41總而言之，對于高校青年教師而言，“創收”要比“創新”更具吸引力，學術理想在面對生存壓力的挑戰時，無疑如同“鏡中月、水中花”一般虛無縹緲。

　　(二)在科層場域的“禁錮”下，青年教師的自主發展能力被“消解”

　　潘懋元先生在述及教師發展與教師培訓兩概念內涵之間的區別時，認為教師發展更著重從教師主體性出發，教師自我設定發展目標，自我通過努力達成目標。科學研究的復雜性與創造性也決定了青年教師應敢于打破常規、突破禁忌，應具備根據自身素養和研究興趣自主確定探索領域，自我決定采取何種研究形式的能力。因此，寬松的學術氛圍是保障青年教師養成自主發展能力的關鍵。然而，反觀當前高等院校的學術生態環境，已經不再是一個以求真、求知為旨歸的科學場域，而是完全演變成一個等級分明、上行下效的科層場域。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的“籠罩”下，青年教師學術創新的“萌芽”遭到無情的打壓，學術熱情也被“桎梏”的科層體制所“澆滅”，最終淪落為為他人擺弄的“玩偶在這樣一個科層場域的支配下．青年教師被場域內有形或無形的力量隔離并散落在場域的邊緣位置．無論是在經濟收入、教學、科學研究還是在職稱評定等涉及到一切學術資源的分配上，青年教師都遭遇到來自場域內部保守力量的強烈沖擊。與此同時，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發揮的作用亦越來越大．最終造成極少數的學術精英和行政管理人員憑借其充足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占據著場域中的有利位置．成為整個場域內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他們憑借手中的權力決定了青年教師在整個場域的遴選、升遷以及事業進展，進而維持與再生產現存的秩序。因此，青年教師為了改變自己在場域中的不利位置，實現場域位置的“躍升”，實踐策略也由爭取學術文化資本轉向爭奪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順應”與“服從”就成為青年教師基本的生存策略．自主發展無疑成為“奢談”。

　　(三)在工具理性價值觀的“統治”下，青年教師的發展路徑被“量化”

　　由于我國大學的管理者深受新管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在他們眼中，以創新知識、培養人才為目的的教師的工作同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中員工的工作毫無二致。其工作績效都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數字指標來加以衡量．甚至連最具有創造性和復雜性的科學研究工作都可以用發表論文的數量、期刊等級、引用率等一系列數字指標來衡量。

　　這種“工具理性”價值觀念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的功利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歸納法，這種方法對于推動自然科學的發展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意義，但是。孔德將這種方法納入到社會研究之后，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對人類理性的某種踐踏。高校青年教師大多是有心有夢有追求的人．希望過有尊嚴有榮譽有責任有理想的職業生活，然而縱觀當前高等教育機構．“工具理性”價值觀念在這個被世人稱之為“象牙塔”的地方橫行無忌。青年教師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很難靜下心來．埋頭于學術事業．為了能夠掙夠足夠的科研“工分”，實現向上攀爬的夙愿，不得不屈服于既定的科研評價體系，放棄自己的學術追求，成為“工具”的奴仆。

　　(四)在行政權力主導規則的“操控”下，青年教師的發展動機被“扭曲”

　　目前我國高等院校“行政化”趨勢愈演愈烈，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除民辦院校外)都獲得了政府給予的行政級別．，從正部級一直到副廳級，我國的  大學儼然成為了政府附屬的組織機構，從校長的任命到系主任的遴選．廣大教師根本沒有機會參與其中。最為嚴重的是高校內部的學術事務的“話語權”

　　也往往由行政官員所掌握，這就從根本上扭曲了高校作為一個學術組織的根本屬性。因為，在任何一所以創新知識、傳授知識為目的的高等教育機構，唯有教師才是學術事業真正的主人，也只有他們才有權力和能力去決定學術事務的“游戲規則”。如果按照行政邏輯去管理大學、管理學術，不僅不會產生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反而會壓制甚至“埋沒”那些真正以學術為志向的青年教師。當前。極少數的學術精英和行政管理人員憑借其充足的經濟與社會資本占據著場域中的有利位置。而廣大青年教師則漂浮在場域的邊緣．他們被動地接受著來自管理人員制定的游戲規則的“操控”，最終造成青年教師或者醉心于制度性文化資本的積累，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實現場域位置的躍升，成為游戲規則制定的參與者，或者繼續游離于場域位置的邊緣，對學校發展冷眼旁觀，成為名符其實的教書匠。造成上述一切的根源都是行政權力的過度膨脹以及學術權力的日益萎縮。

　　三、促進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發展的對策當前。我國高等院校“上行下效”的運行邏輯扭曲了學術職業的本質．消解了青年教師對學術理想的追求。因此，高等院校必須通過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重塑實現科層場域向科學場域的轉變．營造一個符合學術發展規律的高校學術生態環境。促進青年教師的學術發展。

　　(一)提高青年教師的薪資待遇，為其發展提供物質保障高校青年教師是科學研究、學術創新的主力軍，他們具有強烈的批判思維和質疑精神。敢于打破常規、推陳出新，是科學進步的不竭動力。然而，當前我國廣大高校青年教師在面臨生存抑或發展、創收還是創新的糾葛時，往往無奈地拋棄自己最初的學術理想。正如前文所述，中國高校青年教師的收入水平不但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較大的差距．甚至落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普遍低于自己的印度。

　　同時，當前高校教師群體內部收入水平又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嚴重地影響到青年教師自主發展的積極性，扭曲了其發展意愿，最終必將對高校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政府應高度重視青年教師的薪資待遇問題，尤其是靠學校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高校教師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智力“引擎”，他們的生活理應獲得政府的保障，從而體現出國家和社會對知識、對教育、對科學的尊重，這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使得大學教師成為具有吸引力的職業，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為科學發展、人類文明進步奉獻畢生的精力。

　　(二)回歸學術本真，為其發展提供寬松的學術氛圍學術活動是任何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活動．高等院校從其本質上看是以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為旨歸的學者共同體。著名的組織行為學家艾米泰·埃茨俄尼在《復雜組織的比較與分析》一書中以組織中獲取服從的結構和對低層次成員所使用的權力的種類為標準將組織區分為強迫型、功利型、標準型三類。“強迫型組織使用強力(隱蔽的或明顯的)作為對底層成員的控制手段，如監獄；功利型組織使用報酬作為其控制的基礎，如商業機構；而標準型組織利用道德控制作為其對具有高度激勵和道德內在因素的底層成員施加影響的主要源泉．此類組織包括教會、大學、醫院及其它很多的政治和社會組織。”依據這個理論觀照當前高等院校。組織屬性已經不同程度上扭曲。任何一個學術組織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照學術事業自身發展的規律，傳授知識、運用知識、創新知識。高校只有廣大教師才是學術事業真正的主人。唯有他們才能決定本組織內部相關學術資源的分配，確定學術發展的方向。因此，要想為青年教師的自主發展提供寬松的學術氛圍，就必須變科層場域為科學場域，回歸學術本真。

　　在科學場域中，身體化文化資本應成為場域內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財富。引導青年教師為場域中最具有價值的資源而奮斗。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不應成為決定場域位置變化的主要依據．而且青年教師應擁有權力自主決定發展方向，并獲得來自場域內外部力量的支持。

　　(三)重構績效考評體系，為其發展提供正確的價值引導正如彼得·德魯克所言：“一切行為都是獎勵的結果，獎勵什么，就得到什么。”從其本質上看，大學的績效評價從其本質上看是一種學術評價。既然如此，就必須以學術事業的發展規律為依據。來制定考評體系。要想通過學術評價來促進組織內部的學術創新，就必須將關注點由“量”轉移到“質”上。把成果質量作為晉升、獎勵的主要標準，從而引導青年教師將目光轉移到一些基礎研究和能獲得重大成果的科研項目。例如．“代表作”制度就是一種在西方國家使用了很久的考評制度，由于它不關心被考核人論文發表的數量．而只關心其最突出的科研成果，這就很自然地激勵教師更加關注自己科研成果的質量。同時，還必須解決好“由誰評價”的問題。

　　“代表作”的評價者主要應由校內外本學科知名的學科專家構成，只有他們才能更客觀地判定某項科研成果是否是創新成果．是否有助于本學科的進步。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科研評價體系才可能發揮其激勵教師的作用，才可能為青年教師發展提供正確的價值引導。

　　(四)明晰行政權力的合法界限，為其發展提供民主公正的學術生態環境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第四十條“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中，明確指出要“完善治理結構”，“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校的有效途徑，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機構．學術權力是否能夠得到彰顯關系到了學術民主、學術公正以及學術自由，涉及到真理價值在一所學術機構中的真正地位。明晰行政權力在高校內部事務中的合法疆界，確立學術權力在高校內部治理結構中的應有地位是高等院校追求大學精神、凸顯學術價值、保障大學自治、彰顯學術品格的應有之義。如果由于行政權力的強化而導致學術權力的退化，那么學術生命的萎縮也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通過法律修訂、制度革新與重建來保障學術權力在高校內部學術事務管理中的主導地位．是保證高校履行其人才培養、科技創新職能的必然途徑，也是保障青年教師健康成長的應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