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兒童”是嚴歌苓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人物形象。無論是早期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中的小點兒，《人寰》中“我”不斷回顧中的少女時代的自己，還是短篇小說集 穗子物語》中的同名主人公，亦或是作為配角出現但著力刻畫的《一個女人的史詩》和《小姨多鶴》中的女兒，均是一群性格各異、活潑靈動、引人注目的女孩形象。這些女孩形象在嚴氏小說中大量、有的甚至反復出現，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我們先對“女孩形象”做一個基本界定。從詞語本身來看，“女孩”的含義顯而易見，然而它的外延卻又不夠準確，到底什么年齡段的女性可看作女孩?毫無疑問，女孩是兒童，所以必須厘清“兒童”的年齡段。就心理學、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和目前的兒童文學理論等方面來看，一般將兒童的年齡界限定在18歲。Eli由此，本文所探討的“女孩”即指18歲左右以下的未成年女性。為了避免對嚴歌苓小說中的女孩形象選擇過于隨意，本論文所選擇的這些女孩具有一個共通的特征：身體或心靈處在成長變化階段，未曾定性，而作品對其刻畫的主要生活階段也在18、l9歲之前。因此，《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雖然出場時才14歲，但作品主要展現其成年后的一生經歷，所以不在本文研究范圍之內。而《我不是精靈》中的蕭穗子雖然已超過18歲(剛滿19歲)，但小說重點刻畫了少女穗子在初戀中對真實心靈的追求與成長蛻變，仍納入本論題研究。通過以上的界定，我們可以對嚴歌苓小說中出現的女孩形象做一個統計截至2011年6月，嚴歌苓已公開發表、出版的長篇小說14部(《馬在吼》作為《磁性的草地》的刪節版和《金陵十三釵》的長篇未免重復未計算在內)，中短篇小說56篇，而其中主要描寫女孩形象的作品占其小說創作總數的43 ，比例實在不小。因此，通對嚴歌苓小說中女孩形象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作家的創作心理與作品主題，也能從中窺探到嚴氏小說的獨特風格。

　　從中國新文學的發軔期“五四”開始，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不斷有作家關注兒童問題，并塑造出形態各異、鮮明突出的兒童形象。從魯迅的《故鄉》、《孔乙己》，蕭紅的《呼蘭河傳》，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再到汪曾祺《受戒》、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遲子建《北極村童話》，以及王安憶的“成長女孩”系列、陳染和林白關注女性童年身體意識的小說，它們均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一個重要的存在。

　　近二十年來對此文學現象進行研究的文章、碩博士論文也不在少數。然而，不論是研究單個作家作品，抑或進行群體研究，還是兩兩作家的比較分析，嚴歌苓所大量塑造的女孩形象卻被排除在外。即便是嚴歌苓的專項研究，也只涉及了某些單篇作品，或者在碩博士論文中的一個部分論及，并未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大背景產生聯系。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和遺憾。

　　同屬女性作家，嚴歌苓與蕭紅、林海音、遲子建、王安憶、陳染、林白等一樣，不可避免地更加關注女性(包括女孩)的心靈、情感與命運，因此，她們的作品在題材與人物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然而，嚴歌苓是一位具有特殊人生經歷的女作家，這必然導致嚴氏的女孩形象創作有別于其他作家。嚴歌苓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l2歲進入成都軍區文工團成為舞蹈演員，筆耕文化推薦期刊，入伍后幾次進西藏演出，1979年又成為一名戰地記者。3O歲，嚴歌苓離婚后赴美留學，一邊求學一邊打工，艱辛異常，最終獲得英文寫作碩士學位。1992年，嚴歌苓與美國外交官Law—rence結婚后，開始專職創作。她還被邀請加入好萊塢編劇家協會，成為該協會唯一的華人編劇。

　　2004年，由于丈夫的工作關系，嚴歌苓旅居南非。

　　如今，她往來于中國、美國和南非之間，繼續著別樣的寫作和生活。

　　這樣經歷豐富的人生，使得嚴氏小說中的女孩形象類型十分多樣，其中有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單純小姑娘、有活潑青春的女兵、有藏族少女也有外國姑娘，有生活在海外的第二代移民和雜技藝人，有被人販子買下的內心堅韌的聰慧女童，還有命運坎坷的童養媳。嚴歌苓豐富的個人經歷，也使其小說的敘述風格與內在意蘊不同于當代其他女性作家。

　　嚴氏小說中那些身份、性格各異的女孩，就其敘述技巧與深層意蘊的指向而言可以劃分為“文革”與成長兩大類型

　　(一)“文革”女孩— — 來自“文革”的獨特體驗這類小說中的女孩都生活在“文革”的時代背景之下，她們的人生、情感均受到特殊年代的影響，故事情節的展開直接與“文革”關聯，以《雌性的草地》、《天浴》和“穗子”系列為代表，我們可以對其從敘述視角層面展開進一步細分與研究。

　　1．“她們”——雌性的群像。《雌性的草地》一直是嚴歌苓自己非常鐘愛的作品，從2007年她將其重新修改刪減為《馬在吼》出版可見一斑。這個故事來自于真實的生活，小說刻畫了一群“女子牧馬班”年輕女性形象，以一位“美麗、淫邪”的16歲少女小點兒的觀察角度來敘述。在一個強調“紅色”、“理想”、“集體”的時代里，女子牧馬班的沈紅霞、柯丹，包括小點兒在內，她們年輕的肉體和靈魂都被一種荒誕的莊嚴扼殺了。作者在一片紅色的草地上，展現了人性在不合理的殘酷時代一點點被毀滅的過程。與此相似，《天浴》同樣描述了一個美好女孩、一份純凈心靈的消亡。小說一開頭，作家以一種柔美、詩意的語調描繪了知青女孩兒文秀生活的自然環境：“云摸到草尖尖。草結穗了，草浪稠起來。一波拱一波的。”文秀也如這小草一樣純美而柔弱。為了回城，她只能用自己的身體作為交換。然而，一個個手握文秀命運的“關鍵”男人卻只拿她當做玩弄的工具，肆意凌辱。文秀始終無法回城，只能一次次用水擦洗自己被侮辱過的身體，試圖洗滌自己的痛楚與人性的罪惡，身處高原的沐浴因此具有了一種濃濃的象征意味。最終文秀在善良的放馬人老金的幫助下，與生命永訣，她凈白的身體永遠地躺在了天上的淺池中，“像寺廟壁畫中的仙子”。在那個時代，無數個青春生命與純美人性如文秀一樣被淹沒了。無論是《雌性的草地》還是《天浴》都將至美至純的女孩作為犧牲品，祭奠在了特殊時代面前，其中透射出作家對純真生命與人性的追尋和贊美。

　　2．“我”／“我們”——個人的記憶。《穗子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