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為共產黨領袖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和毛澤東有關文化領導權的思考與論述頗多相同或相通之處。盡管由于葛蘭西和毛澤東所處的歷史境遇不同，面臨的歷史使命不同，兩人對文化領導權的具體主張不盡相同，但借助葛蘭西創(chuàng)建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框架，我們可以對葛蘭西和毛澤東關于“文化領導權”思想的一些方面進行比較，比如政治社會( 國家) 和人民民主專政、市民社會和人民大眾、有機知識分子和改造知識分子、文化政治和新文化等。這種比較有助于探究文化領導權的核心命題，反思中國革命

與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

李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一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總量持續(xù)增長，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同時也日益面臨西方文化的沖擊，以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魄力和心態(tài)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可謂任重道遠。為了對外加強文化軟實力、對內推進核心價值體系建設，①我們在思想文化領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 推進文化產業(yè)的“大發(fā)展、大繁榮”; 運用高新技術創(chuàng)新文化生產方式，培養(yǎng)新的文化業(yè)態(tài)，筆耕論文，加快構建傳輸快捷、覆蓋廣泛的文化傳播體系，等等。
這些著力于體制改革、文化產業(yè)、傳播技術等方面的思路與舉措，基本上圍繞著規(guī)模、資本、市場、效益而展開，卻往往忽略了文化建設和文化傳播的核心———文化領導權。回顧歷史，西方近代社會先后經歷了經濟革命、政治革命以及文化革命，而只有經歷文化革命并奪得文化領導權，資產階級才從真正意義上完全登上歷史舞臺。
②與此相似，新中國的誕生既歸因于軍事與政治的勝利，更得力于文化領導權的有效確立，毛澤東就說過他要用文房四寶推翻蔣家王朝。無論革命年代，還是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對文化領導權給予高度重視，有時或許是過度重視，今天看有學者研究并撰文指出: 1990 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國之間軟實力較量加劇，使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面臨全面挑戰(zhàn)，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西方敵對勢力的文化滲透對我國意識形態(tài)的威脅，新科技革命造成的社會變遷淡化了兩大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多元化價值取向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曲折發(fā)展對我國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網絡化境遇下的傳播方式對我國意識形態(tài)的挑戰(zhàn)。
來一些不無過激的運動也與此有關。當然，這些年來由于鄧小平批評的“一手硬，一手軟”傾向，我們的文化領導權不斷受到削弱，遭遇挑戰(zhàn)，北京大學政治學者強世功教授就曾尖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與西方世界勢力爭奪“民主”話語的主導權不同，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上首先采取了“硬著陸”，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臟水的時候不小心連孩子也倒了出去，喪失了對“民主”概念的解釋權; 接著又以“不爭論”的實用主義方式處理政治正當性問題，致使中國喪失了政治正當性原則的是非辯論，窒息了中國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識形態(tài)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儈主義; 而中國的知識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別革命”中擁抱了英美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新中國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會平等這些政治正當性原則由于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支撐，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實用主義中喪失了生命力; 而社會主義傳統所樹立起來的集體主義、團結友愛和無私奉獻的倫理思想，也在自由主義和商業(yè)社會的沖擊下所剩無幾。我們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虛。新興精英階層也在全球化的經濟生活中享受短暫的和平和私人的快樂，既不知政治為何物，也不知“公共意志”意味著什么，而以一種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許諾中喪失了對生活意義的界定權和對生活方式的辯護權，只能以尾隨者的心態(tài)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認。
①文化領導權的削弱，勢必導致智識、道德、價值觀、信仰等精神領域的真空狀態(tài)。在國際國內形勢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對待文化領導權，以什么樣的視角認識文化領導權，以什么樣的思路加強文化領導權，已經關涉民族興衰和社會發(fā)展。基于此，本文將以毛澤東和葛蘭西文化領導權思想的比較為切入口，探究文化領導權的核心命題，反思中國革命與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沒有詳細資料顯示毛澤東閱讀過葛蘭西的著作，國內學者對毛澤東文化領導權思想的專題研究，目前尚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