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周期性回落和結構調整的疊加效應會使經濟回落承受更大的壓力
　　
　　首先，經濟出現周期性回落已是毫無疑問的趨勢。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只有2次實現了連續5年兩位數的增長，其中一次就是2003年以來的這5年。從增長周期的角度來說，2007年底以來的緊縮政策驅動下的經濟運行，本身就決定了目前所處的是一個階段性的見頂回落的過程。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從長期看依然處于一個十分關鍵的戰略機遇期，但是，在短期的經濟波動看，政策緊縮，以及隨后出現的外部沖擊等，確認了經濟的回落趨勢。在2007年，筆耕論文，我國經濟的不少指標都明顯超過了潛在增長率所能承受的范圍，從當時的情況看，針對性地提出“兩防”政策是有必要的。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軌跡看，可以說我國過去幾年的“低通脹、高增長”的經濟增長更多只能說是經濟發展周期中的一個十分優美的插曲，但是，從長期的經濟運行看，這種組合不是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占主導性地位的時間段，現在看起來這個時間段有很多的特定外部條件。從宏觀政策研究角度看，在2003—2004年的時候，宏觀學界一度十分關注經濟的通縮、產能的過剩，其后隨著中國加入了WTO，中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中國大量過剩的產能在全球范圍內被消化，全球化的紅利、以及信息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帶動的勞動生產效率的改進，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在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平均中位數的GDP的增長大概在8%～9%之間，如對這一經濟增長做一個細分的話，大概其中5%～6%是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所帶來的增長，3%～4%左右是勞動生產率的改進所帶來的增長。所以經濟回調到哪里，就要取決于這兩個生產要素，即勞動生產力的投入和勞動生產率的改進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中所各自貢獻的比重，如果主要依靠低價資源的投入帶動的話，那么，隨著資源價格的上漲和新增供給的減少，在這一輪的周期回落中，回落的深度可能就會比較深。現在人口經濟學界的主流判斷開始轉為，大量廉價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拐點正在出現，也就是說勞動力可以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經結束，民工工資的上升就是一個標志。現在勞動生產力投入的基數已經很大，并且農村人口中可供轉移的勞動力也越來越少，這一比例很可能從5%～6%下降到4%甚至更低。即使勞動生產率還是按照原來的速度改進，那么整個經濟增長的中位數還是可能回落到7%～8%。這樣經濟增長的波動中樞可能會下一個臺階，除非我們前面的兩個假定出現變化：第一，人口判斷上出現錯誤，即還有很多勞動力可以轉移，目前看來這一可能性不大；第二，是勞動生產率的更快提高，這個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為勞動生產率改進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而且這種進步往往是隨機出現的。在目前中國來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需要依賴經濟的結構轉型，結構轉型就是將原來主要依靠低端的勞動力和資源等投入拉動的經濟增長，轉向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拉動經濟增長，而這個過程很難一蹴而就，短期內就取得顯著的進展，而需要廣泛的市場主體做出積極的努力。
　　其次，經濟結構調整將增加經濟周期性回調的深度，以及企業所感受的緊縮的壓力。從我國2008上半年的經濟情況來看。2008年上半年GDP增長10.4%，公布的6月末M2的增長是17.37%，速度仍然很快，但是，我們的局部地區的實體部門所感受到的壓力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以廣東地區為例，廣東地區統計的在工商局登記的關門的企業已有35 000家，而實際數字可能會比這個更大，我們估計可能達到40 000家左右，甚至更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原來依靠的是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投入驅動了中國經濟多年以來的高速增長，很多企業依靠的是低成本競爭，投入品的價格依然非常低，這就使得企業的ROE比較高，這樣企業擴張就比較快，但現在在高油價以及相關的高資源價格、正在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成本驅動下，這個階段正在結束，包括勞動力成本、資源價格、環保成本等都在上升。所以原來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出口的這些企業、以及這些地區的經濟會遭遇到空前的困難。從全國的增長格局看，因為對于外貿等行業依賴程度的不同，中國不同區域的經濟轉型的壓力有所不同，可能珠三角、長三角地區面臨的壓力會更大一些。而在一些主要為內部需求生產的地區，看來感受到的調整的壓力就小得多，區域經濟的表現差異相當明顯，這本身就是經濟結構調整的表現。這次調整本來就是要從原來過分依賴出口的方式向擴大內需的方向轉變。這個時候，如果基于調整中出現的一些壓力，就普遍放松貨幣政策，未來通脹壓力會更大，更多需要針對不同地區的狀況進行結構性的微調。這種結構性的微調主要是減緩經濟回落的速度，避免過快的回落對經濟金融體系帶來的沖擊，但是，并不能根本改變經濟結構調整所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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