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寓言,是中國古典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刊登在《中國文學》英文版(1951-1966)的中國古代寓言,是新中國第一次面向外國讀者譯介的寓言作品,是外國讀者了解中國古典文化瑰寶的重要窗口。然而,學界關于古代寓言英譯的研究尚不多見,且多以微觀語言層面為重點;更鮮有將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與寓言翻譯作品結合起來的研究。通過分析“十七年”間寓言英譯作品受三因素操縱的種種表現,系統分析社會文化因素對中國古代寓言英譯的影響,拓展和深化“十七年”時期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研究。本文認為,這一時期譯者(楊憲益和戴乃迭)所處時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詩學觀和贊助人操縱著寓言英譯的全過程。具體表現在:(1)意識形態操縱:在選材上,選取具有反抗精神和斗爭性的作品進行譯介。在翻譯中,首先,建國初我國外宣翻譯處于“我要翻譯”的主動譯介狀態,在地名音譯上秉承“以我為主”、“名從主人”的原則,采用威妥瑪式拼音法,有利于擴大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維護國家主權。其次,刪減或改寫了有損國家形象的內容,如涉及到戰爭的、帶有封建神話色彩的、殘忍血腥的內容,規避了負面影響,營造了良好的國際形象。第三,先秦寓言中蘊含的“儒”、“道”、“墨”哲學思想具有深邃的內涵,譯者為反映原作精神實質,針對不同的情況,靈活運用了空缺和代換處理。(2)詩學操縱:“十七年”寓言英譯既受到來自源語國家“信、達、雅”翻譯觀的“忠實”操縱,又受到符合目標語國家讀者期待的“改寫”操縱。在當時政治氛圍濃厚的時代環境下,譯者采用了直譯、生肖紀年的陌生化、測量單位的異化、方位詞和數詞的明晰化等策略來忠實傳達原文,彰顯獨具特色的中華傳統文化。同時,為使西方讀者產生文化共鳴、進行有效聯想,譯者在文化負載詞、句子、語篇、修辭等層面進行了改寫。將服飾類和封建官爵類詞匯進行了符合西方社會的“歸化”改寫,對句子進行復述、增益、概略化、意譯的改寫,對語篇進行了省略復雜的歷史故事背景、選用刪節版、去除特殊文學形式標記等手段的改寫,對諸如對偶、排比、頂針、反問、形貌修辭等修辭手法進行了盡可能保留原汁原味、又有所變通、易于被讀者接受的改寫。(3)贊助人操縱:《中國文學》處于國家機構贊助下,贊助人通過編輯方針制約中文編輯、通過翻譯方針制約譯者,寓言翻譯活動必須體現贊助人的意志。由此,本文認為,《中國文學》(1951-1966)中國古代寓言英譯是當時源語社會環境和目標語社會期待相結合的產物,譯者用謹慎的態度傳達了原作意義,同時注重保留原文的藝術特色,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
【學位授予單位】：合肥工業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H315.9;I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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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7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