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最初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西歐的英國、法國等地出現的文學思潮，后又造就了近代歐美文學的高峰。由于現實主義文學具有較為強烈的社會批判性這一特點，高爾基稱其為“批判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最突出的、最本質的特征是客觀真實性。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偏重于描繪客觀現實生活的精確圖畫，而在這種描繪中滲透了作家自己的感情。
    2．注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主張將人物性格放在特定的歷史時代社會環境中加以刻畫，突出時代環境對人物性格的影響，也使其性格體現出時代精神和社會環境的本質特征。
    3．強調揭露社會矛盾和黑暗現象，具有強烈的批判性，較之以往文學也比較真實廣闊地展現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4．在藝術技巧上表現出空前成熟，富有表現力。

　　現實主義對中國新時期小說產生著重要影響，現實主義小說的精髓是“冷靜、客觀、忠實于現實生活，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現實主義作家普遍關心社會文明發展過程中人的生存環境，表現作家們對人的命運與前途的深切關懷。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力作，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展示了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的生活，塑造了孫少平、孫少安兩個典型人物形象。孫少安是一個非常道德化的人，有著為全村人謀福利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孫少平更多地體現著個體主體意識，他有自己的夢想，他想離開貧窮、閉塞的家鄉，去外面的世界闖蕩，按自己的意愿去安排生活。他甚至為了能當上礦工，在體檢時找女醫生求情。孫少平也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男人，師傅去世后，毅然承擔起照顧師母的責任。其實，路遙的另一作品《人生》中高加林的典型形象的個人主體意識更加強烈。這部作品體現了恩格斯說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要求。農村青年高加林高中畢業后，沒有考上大學，回到鄉里當了一名民辦教師，不久又被擠回家當了農民。在他心灰意冷時，農村姑娘巧珍熾熱的愛情使他振作起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來到縣城廣播站工作，他抵擋不住城市姑娘黃亞萍的追求，斷絕了與巧珍的來往，后來組織上查明他是通過不正當途徑進城，便取消了其公職，并打發回農村，黃亞萍與他分手，巧珍也已經嫁給其他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撲倒在黃土地上，留下了痛苦、悔恨的淚水。小說強烈地體現了社會變革時期農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中所面臨的矛盾、痛苦心理。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塵埃落定》批判了不合時代潮流的土司制度，“傻子”每天醒來腦海中總會盤旋著“我是誰”的疑問，體現了小說作品對自我的思考及主體精神的追求。浮華煙云不過是由千萬顆塵埃組成的，煙消云散之后也就是塵埃落定的時候，土司制度連同生活在該制度下的世俗人物也會像漫天的塵埃，任你是掌權者、天才、傻子、絕色美女，大地最終會回歸平靜。

　　現實主義精神在新時期得到回歸，其文學樣式經歷了傷痕小說、先鋒小說和新寫實主義小說的發展歷程，新寫實主義小說不像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以塑造典型為中心，因為作家對于“現實“的認識和反映發生了變化。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缺失的現象。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化趨向市場經濟影響文學，表現在精神上則是其劇烈沖擊了創作文學主體的知識分子，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而處在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知識分子不必為了生存而煩擾，在經濟大潮來襲后，堅持純粹精神勞動的作家不能依此改善生活，而其所從事的事業也可能被擠向社會的邊緣。這些原因造成了知識分子內部商業化的現象。許多知識分子“下海經商”，成為經濟型文化人，也有部分作家為了金錢喪失了社會責任感，炮制了大量的媚俗作品。王朔被稱為“當代商業寫作第一人”，面對影視等方面的沖擊，很多作家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文學的獨立原則和審美理想，一味地迎合市場需求。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等都在生活中引起了人們的討論。讀余秋雨的作品，繼《文化苦旅》之后，很少有能超越的。陳思和先生就揭示出：“中國知識分子長久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所產生的某些痼疾，這是其獨立人格的萎縮與喪失，正是這種精神上的巨大殘缺才導致知識分子主體精神在商業沖擊下那樣不堪一擊”。在上世紀末，就曾經針對“人文精神”展開大討論，人文精神的保持需要知識分子在此情境下反省自己并堅持其內在的心里規范。

　　二、作家缺乏主體精神性的自律面對市場經濟的沖擊等原因，一些堅守文學品格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也不免帶上黃與黑的描寫。作家對生活的感悟和表現的行為出現了些許偏差，這從另一個角度可以反映出作家主體精神性的缺乏自律。李肇正的優秀中篇小說《姐妹》，講述了一群發廊女子的悲劇故事，小說真實再現了城市邊緣人嚴峻的生活狀態，表現了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但是“不適度的黃與黑的細節描寫，其本身的審美浸染作用往往會沖淡積極健康的主旨”。再如，陳忠實的《白鹿原》，以白鹿原為縮影為我們敘述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民族史，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佳作，也使當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不過文中充斥大量的性描寫以及部分暴力描寫，田小娥和黑娃、田小娥和鹿子霖以及其他人物之間的床上生活，誠然，這些描寫對塑造人物形象有功不可沒的作用。不過，過多的描寫會弱化作品本身的主題與文學性，表現生活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寫作手法，就像路遙、劉震云的作品就很不錯。張煒的《古船》中一段暴力描寫也使讀者不敢閱讀。雖說，每個人心中都有暴力的一面，但是個人修養與主體精神會壓制住魔鬼的爆發。正如佛印對蘇軾所說：“我的眼中是佛”。著名前輩批評家謝冕曾經明確批評了中國文藝創作“遠離了生活的中心而退居到極端自私的角落”。在許多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痛苦、壓抑、仇恨、兇惡、畸形、污穢、變態。顯然，這些作家集中表現了他們這一代人嚴重的精神缺陷，這種缺陷可以上溯到“文革”對作家的心靈扭曲和摧殘，這成為作家創作的痼疾。

　　三、作品缺乏“真”。作家批判精神和力度不夠中國政治的專一，使得社會批判的力度較小，相反，歌功頌德的文章較多。縱觀現當代文學史，只有當國家處于危難存亡之際，尤其是中西文化對撞時，作家懷著對祖國命運的擔憂，批判的力度才夠深刻。其實，產生不了好的作品，不能一味地將責任推卸到作家身上，很大程度上也  是時代環境所造就的。如今，但凡有點思想的人物，總會不被時代容納，像柏楊那樣的人也只能生活在臺灣。或許也只有在五四時期，才能造就魯迅那樣偉大的人物。在社會生活呈現出了不盡合理的狀態下，許多作家因時制宜，趨利避害，主動地卸卻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理想，轉而變成了主流價值和“時代”文化的合法闡釋者，滿足于名譽，滿足于地位，滿足于穩定的經濟收入下安逸的生活。

　　李敬澤說過：“盡管八十年代的文學作品看起來粗糙，卻站在了那個時代的前沿，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對那個時代的人們產生了深遠影響。反觀今天的文學，盡管在文學、理論上有長足進步，但普遍缺乏思想的深度，而這正是文學面臨的最大危機”。縱觀許多作品，缺少現實主義的“真實性”，許多作家都是無病呻吟。作家缺少生活體驗，很難寫出與其時代相一致的作品，尤其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他們整天坐在辦公室，缺少基層的勞動，寫不出像趙樹理小說中描寫的貼近百姓生活的作品。更多地依靠華麗的語言，所以這種不好的風氣影響了當下許多中學生的寫作，缺少生活的真實性，堆砌華麗的辭藻，整天少年不知愁滋味，在無病呻吟。

　　總之，“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了。社會轉型中的知識分子所面對的主要困境，并非走向是選擇還是拒絕市場經濟這一極端，而是在新時期能守住發揚“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在長期與現實社會批判斗爭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堅持主體精神之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