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占領華爾街”運動思考
(一)“占領華爾街”運動暴露了資本主義面臨著深層危機
資本主義具有與生俱來的一對難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其私有產權與自由競爭能解決效率問題,另一方面它也會導致市場失靈、貪婪與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解決這對矛盾方法就是巧妙拿捏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當政府過多干預市場,會導致政府失靈與效率低下;反過來,當人們過多相信市場神奇的力量,也就不可避兔地導致社會失衡與周期性經濟危機。
從上世紀80年代起至今三十來年,美英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保守主義占上風,新自由主義成為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在這一時期,過度擠壓政府干預和過度相信市場力量成為時髦。私有化、全球化、金融創新、放松管制與減稅等成為美國政府的首選政策。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曾在《美國怎么了》一書中指出,70年代后出現的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運動以及80年代的里根主義革命,奉行市場不受管制地發展、打壓可以保障勞工的工會以及政府不斷出臺減稅政策(如今收入在前1%的最富有的美國人的稅率比1970年低了三分之一),從而導致美國社會兩極化。從某種程度上說,保守主義勢力與新自由主義是大資本原始力量在政治上與意識形態上的代表。一旦政府放松對市場與大資本力量的管制,那么社會走向兩極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把收入分配兩極化歸結為高科技與全球化所導致的,看來是有失公允的。
(二) 應對高失業與經濟周期波動需要新的經濟思想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在一片爭議聲中,美國政府實行了奧巴馬“新政”:
(1)財政刺激:對居民減稅,
筆耕論文,對中小企業減稅以及擴大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
(2)幣金融政策: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聯手,迅速展開對金融體系的救援以及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3)貿易政策:采取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提高進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進口關稅、實施進口配額、訴諸反傾銷反補貼立法、指責外國政府操縱匯率并要求外國貨幣大幅升值等;
(4)新能源環保政策。盡管這套組合拳在抗擊金融危機過程中收到一些效果,但美國失業率仍然高達9%以上,而且目前美國經濟呈現出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三) 轉嫁危機并不是美國經濟走出困境的出路
目前,美國正面臨著一場由盛轉衰的深層危機,加上高失業率與蔓延至全國的“占領”運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美國政府如何應對危機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上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由戰后近二十年的資本主義黃金發展時期進入“滯脹”階段,到了80年代后日本經濟大有超過美國的勢頭,尤其是日美雙方貿易保持大量的順差,但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實力,迫使日本政府簽暑了《廣島協議》,此后隨著日元對美元的升值,使日本付出高昂的代價。2007年發生次貸危機之后,美國就一心想把中國作為“替罪羊”,并對中國的匯率政策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盡管中國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提升了30%以上,但美國國會與奧巴馬政府并不愿意放過中國。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又通過了針對中國人民幣的匯率制裁法案,其目的就是要迫使中國簽下新版的《廣島協議》,為轉嫁其經濟危機鋪路。事實上,美國這種“害人不利已”的做法不能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中美兩大經濟體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唯有同舟共濟,合作共贏,才是振興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唯一出路。
(四) 資本主義的高福利制度具有不可持續性
事實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民之所以能過上富裕生活,一方面是靠這些國家擁有的政治優勢、軍事優勢、科技優勢和金融優勢,掠奪了世界各國的大量財富(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剩余價值);另一方面也是這些國家出于緩解勞資矛盾的政治需要,大力推行消費至上的經濟政策:政治家為了贏得選民的支持,大力推行各種高福利、高收入政策;銀行家為了獲取高額利澗,大力推行透支消費的生活方式。然而,長期寅吃卯糧的生活總有難以為繼的時候,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危機后美國和歐盟一些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都印證了資本主義的高福利制度具有不可持續性。特別是今年以來,希臘諸國因主權債務危機迫使政府削減高福利開支,導致廣大國民掀起了走上街頭反抗政府的運動。這種反抗政府的運動會不會成為資本主義發達階段的一種新的政治斗爭,值得我們關注。如果美國也發生了高福利制度難以維持的問題,美國民眾自然也會走上街頭反抗政府,那下一次“占領華爾街”會演變為一場什么樣的運動?就更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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