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破產管理人選任制度已經被學者廣泛關注，但從破產管理人被選任主體結構關系進行研究卻不多，事實上，其在破產管理選任制度所發揮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為此，文章從該角度進行探討，首先分析了現在三個被選任主體的產生原因。隨后，提出我國破產管理人被選任主體內部結構的現存主要問題。最后，以擴大個人作為破產管理人的角色發揮為核心，重點論述了借助三個被選任主體各自作用的合理分配來實現被選任主體的結構優化。

　　[論文關鍵詞]破產管理人 內部結構 合理化

　　一、被選任主體參與角色的原因分析

　　（一）清算組
　　新“破產法”確立之前并沒有規定破產管理人制度，清算組這一法律概念是在舊“破產法”第24條首次使用的，其承擔了相當于新“破產法”中管理破產事務的職能。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企業破產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簡稱《破產法意見》）沿用了“清算組”概念。在舊破產法實施期間，破產清算與和解整頓程序設計中并沒有對清算組成員、整頓人的任職資格作出規定，僅對清算組成員選任范圍有所涉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對該問題所作的司法解釋的規定，“清算組的成員要有代表性，由人民法院從破產企業的主管部門……等有關部門和專業人員中指定”。當我國2006年新“破產法”頒布后，清算組繼續保留。這一保留不難理解：一方面，上述列舉我國清算組已經發揮功效之傳統，很難期望將清算組一時完全廢除，需要一個平穩的過渡期。而另一方面，清算組作為被選任主體的保留也是基于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法律適用主體問題的考慮，因為實務法律適用過程中會牽扯到許多國有或者國有參股的企業。一則是為了盡量避免國有資產流失；另則，在我國現行破產體制中，清算人要處理較多的行政事務，如債務人公司職工的教育、安置待業人員、安排離退休職工的生活等，這些事務需要依靠當地政府部門及其相關職能部門的協助。
　　（二）中介機構
　　依照新《破產法》24條的規定，依法設立并編入管理人名冊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破產清算事務所等機構可以成為破產管理活動的被選任主體。依據上述條文可知，在我國中介機構是被選任主體之一且占主要情況。這樣的規定，在當下的中國不無道理：首先，我國在引入破產管理人制度之前，一直是清算組擔任破產管理的職責，其中行政參與比重過重，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減少行政干預、維護市場自由秩序是非行政化的中介機構產生的重要因素。其次，中介機構組成除了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之外，還有破產清算事務所。我國新“破產法”將破產清算事務所納入參與管理的中介機構范疇之內主要是希望發揮中介機構在破產環節的專業能力與業務經驗，以規避原有清算組專業性不足的弊病。第三，中介機構承擔責任能力較個人強，中介機構不論是從對外界的風險抵抗，還是從責任賠償方面都具備較個人更強的能力。
　　（三）自然人
　　自然人在我國成為破產管理人的候選人之一開始于新“破產法”的頒布。其產生首先源于：破產管理人制度作為發達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成就，獲得了包括德國、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廣泛認可，我國作為重要的新興國家，及時、廣泛、科學的汲取發達國家的成功制度對我國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個人破產管理人制度作為破產管理人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日益受到各國的關注與吸收，但由于我國破產管理制度起步較晚，新“破產法”基于我國相關配套制度與法規還不盡完善的現狀考慮，照顧了舊歷與過渡時期的現實，我國在新“破產法”中有保留的引進了個人破產管理人制度，雖不完善，但可稱為順應國際破產管理制度發展趨勢的有益嘗試。其次，個人參與破產管理活動較機構與清算組更加符合市場經濟競爭的規律，市場經濟競爭的核心與本質仍然是人才的競爭，個人作為社會人才組成的重要個體，能夠充分滿足人才知識儲備與綜合人才開發的客觀要求。最后，個人擔責制度更容易設計與操作，個人由于具備清晰的主體分界與行為責任承擔能力而使得針對個人的責任歸咎設計更易操作與具備可行性。

　　二、破產管理人被選任主體內部結構現狀分析

　　我國破產管理人被選任主體內部結構關系可以總結為：清算組是強弩之末，中介機構為一家獨大，而自然人則廣受排擠。這種結構局面的形成是過去國家形勢與現實需求造成的。但隨著國家發展形勢的改變，清算組作為歷史遺留成員其角色發揮日漸趨減，而個人作為國際通行作法又是大勢所趨，中介機構地位卻巋然不動。這三者地位的不和諧使破產管理人被選任各主體的角色分工難以順應市場規律與國際趨勢的發展要求。
　　首先，，對于清算組，國家出于國有資產與職工安置等問題的考量在新《破產法》中給與了保留并占有一定比重，這一制度安排按照當前的國情要求無可厚非，問題就在于由此引起了兩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問題：首先，政府部門出于自身或小集體利益考慮極易形成地方保護主義，違背法律中立特質。其次，由于清算組的行政特征，影響了市場競爭機制的發揮，造成被指定的工作人員不具備從事破產工作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難以保證破產工作的高效完成。上述問題的存在引發我們必須思考清算組在破產管理工作的地位與比重是否應該減輕或適當調整。
　　其次，中介機構參與破產管理工作作為現今我國的主體部分，雖成效明顯，但不足仍顯而易見，在中介機構與自然人角色重合部分體現尤為明顯：首先，管理人的基本資格要求參與者一方面具備獨立的行為能力，另一方面則是擁有清算管理能力。從這兩點上看，自然人與中介機構均符合條件，而法律卻將自然人給與了嚴格的限制，這不能不說是對專業市場人才流動與順暢培養的阻礙。其次，從管理活動的行為效率要求上看，中介機構作為有一定組織與制度的機構在管理活動中面對各個環節所作出決策的效率明顯低于個人，此外，中介機構接受管理活動后最終的執行者仍然是要回歸于自然人，這樣無形中復雜了運作程序、增加了運作成本，更影響了個人參與破產案件的積極性。
　　最后，關于自然人，由于我國新“破產法”規定，自然人僅有權參與案情明晰、關系簡單的案件，正是立法者過于保守的做法引起了學界對個人擔任破產管理人的角色定位的爭論：是否要把個人限制在狹窄的范圍空間內。支持者認為這是我國特殊的國情使然，符合現狀，應當鼓勵。而反對者則主張應進一步擴大個人擔任破產管理人的空間。其認為根據新“破產法”的規定，對個人擔任破產管理人限制過嚴，具體表現在：一是應當參加執業責任保險；二是個人擔任破產管理人僅限于事實清楚、債權債務關系簡單、債務人財產相對集中的破產案件。從近幾年的司法實踐中也有過度窄化個人管理人參與的情況：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編制企業破產案件管理人名冊的公告》規定，本院決定擇優分批編制管理人名冊。本次編制第一批企業破產案件社會中介機構管理人名冊。個人管理人名冊將根據今后審理工作需要適時編制。法院這種做法雖照顧到了我國目前的國情，但是并不利于個人在破產管理發展中體現其應有的價值，也不利于個人在我國破產管理人制度中的長久發展。筆者主張不應將個人參與破產管理人活動限制過死，而事實上，我國在破產管理人選任的積極資格中對于個人參與案件的類別、范圍、規模都給與了嚴格的限制。同樣，在消極資格方面，不論是在建立管理人名冊健全上還是對于管理程序執行問題上在個人參與情況方面的發展較其他國家均相對滯后。

　　三、破產管理人被選任主體結構合理化對策研究

　　隨著我國社會與國情的變遷，現實經濟運行中日益產生的效率不足，矛盾凸顯等問題亟需通過重新審視與合理分配清算組、中介機構、自然人三主體之間各自職責來解決。破產管理人被選任主體角色的科學發揮實質是順應市場與法治建設發展趨勢的需要，是對清算組、中介機構、自然人三者在破產案件中參與情形、比例的合理認知、定位與劃分的客觀要求，因此，破產管理人被選任主體之間的結構科學與合理化，本質在于明晰清算組、中介機構、自然人三主體各自參與案件的比重與情形。為此，筆者建議應從以下三個角度思考：
　　（一）適當縮小清算組參與情形
　　既然國家保留清算組有出于以上國家發展之考量，也勢必應該將當下清算組角色的發揮與未來破產法發展規劃結合考慮。因為隨著我國企業改革的擴大與深化，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逐步成為無上級主管部門的企業，由企業上級主管部門參加清算這一做法將漸進失去其實際意義。此外，關于清算組繼續承擔社會政策性、福利性的待業安排或離退休職工等問題，也會隨著我國現行社會保障體系的日益健全、政府部門的工作更加透明而漸趨減輕。與此同時，應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人才選撥機制，借助市場機制來替代政府作為管理人的角色。因此，依托清算組在過去不同時期所發揮的作用，同時結合我國未來破產管理工作的發展趨勢有必要在現時期給予清算組以收緊政策，以期鼓勵并為中介機構、尤其是個人破產管理人日后發展樹立明晰的政策導向。
　　（二）中介機構的參與案件比例需合理管控
　　既然中介機構的產生與存在具備重要的現實意義，那么如何發展、多大比例地發展中介機構關系著我國破產管理制度的科學與健康成長。我國新“破產法”將中介定位于破產案件的中、大型較為復雜的案件并凸顯其在我國破產管理人制度中的主導地位，這說明我國當下的國情由于發展滯后、各項法規配套不盡合理、個人信用體系與責任追究有待完善，將中介機構作為主要的參與主體符合國情也順應了市場的需要。但是也要看到，新“破產法”頒布以來，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各項規章制度日臻完善，許多先前嚴格只有中介機構可以參與的案件由于其管理效率、成本問題不斷凸顯，原本由中介機構擔任主要角色的情形是否仍然符合時宜值得商榷。因此，順勢而為的控制中介機構的參與情況、適當管理中介機構的案件參與比例是符合我國法治發展的客觀要求的。
　　（三）擴大個人在破產管理工作中的角色、地位，這是合理被選任主體內部關系的重心
　　隨著我國個人破產管理人數在市場中的日漸增長，社會對于破產案件公開、高效的呼聲日益高漲，重新將個人納入破產管理人的中長期國家發展規劃中，這不但是應對日益增多的案件與越發復雜的案情的需要，更是順利市場經濟發展趨勢與建設我國民主、完善的法治國家的題中之義。為此，筆者認為，要想實現被選任主體的內部關系的合理化，必須正視個人擔任破產管理人的角色作用發揮與地位，不斷擴大個人破產管理人的參與空間與范圍，通過有步驟、循序漸進的制度安排將清算組、中介機構的部分管理權限讓渡給自然人，這樣不但順應了國際管理人制度發展趨勢，也為我國市場化人才不斷涌現夯實了基礎。所以筆者建議應依規劃有步驟、科學穩妥的擴大個人在破產管理人中應有的角色與作用發揮，重點從以下兩方面入手：
　　第一，為擴大個人參與破產管理案件嚴格法律資格標準。
　　首先，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指定管理人規定”將中介機構人員的執業資格限定為執業律師和執業注冊會計師。即只有取得管理人資格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破產清算事務所中的職業律師和職業注冊會計師才可以被選為破產管理人。將參與破產管理人的個人限制到律師與會計師的范圍內不但不符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破產法立法指南草案——秘書長的報告》對破產代表的描述（破產代表可以從若干不同的背景中選擇，例如實業界、政府專門機構的人員或者合格人員組成的私人小組），更阻礙了我國市場經濟對綜合人才盡其用與復合人才盡其掘的要求，基于現實諸多案件的專業性與復雜性，需要管理者結合利用的集法律、財務、金融、管理等諸多領域的知識，因此這就需要更大范圍高素質人才的加入。因此鑒于上述考量建議通過立法放寬對于個人參與破產案件的主體范圍。
　　其次，由于我國“指定管理人規定”還將參與被選任的個人限制為入選管理人名冊中的人員，而有權入選管理人名冊的人員僅當為符合條件的中介機構之從業人員。這就無形中再一次限制了個人參與破產案件的范圍。為此，建議進一步放寬入選管理人名單的標準，即凡是取得統一司法考試資格的人和取得注冊會計師考試資格的人可以當然取得破產管理人資格。對破產管理人行業申請正式從業執照，要求申請人在法律規定的單位從事破產實習工作一定的時間或者做滿一定的業務，然后發給執照，將取得執業資格的個人破產管理人編入破產管理人名冊以備選任。
　　第二，必須解決好與個人破產管理制度的責任承擔及報酬支付等方面的關系。首先，在責任承擔方面規定的不足體現在新“破產法”規定了個人擔任破產管理人必須參加執業責任保險， 這雖然看似為個人破產管理人參與創造了現實保障， 但是它并不能使破產管理人一勞永逸。因為破產管理不但是復雜繁瑣的活動，其過程中涉及到的多方利益處理同樣會引發不少道德風險的產生，如若僅考慮一項責任保險，無法完全化解由于個人的道德偏向與技能缺失造成的規責空缺。因此深化個人管理人的風險管理，界清責任保險與民事、刑事責任的關系有助于其順利發展。而現實中由于對個人破產管理人的忽視，其所擔的民事、刑事責任多屬含糊甚至空白，建議立法者從我國法治建設長遠計議，結合我國法治建設各階段進程給與個人擔任破產管理人在民事、刑事責任方面更明確、務實的規定。其次，在報酬待遇方面也是問題明顯，所謂高風險高回報，破產事務執業是一個含有較大風險的活動，處理不好不但影響管理人的經濟收入、社會聲譽，甚至會招來責任追究。所以，只有建立科學的風險防控體系與報酬激勵機制才能廣納社會賢才，進而推進破產制度的良性發展。而我國新《破產法》第28 條第2款以及司法解釋雖然也作了規定：“管理人的報酬由人民法院確定。債權人會議對管理人報酬有異議的， 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確定了由人民法院按照可供分配的財產價值總額按比例決定管理人報酬的報酬決定方法。同時管理人報酬規定第14條講到，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通過聘請本專業的其他社會中介機構或者人員協助履行管理人職責的， 所需費用從其報酬中支付。但是司法解釋并未明確規定個人破產管理人聘請本專業的社會中介機構或者人員協助履行職責的報酬分配問題。筆者以為， 管理人報酬規定的第14條旨在防止機構管理人濫用其職權、懈怠其本職工作。在處理具體案件時， 個人破產管理人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因此， 司法解釋須明確規定， 個人破產管理人通過聘請本專業的社會中介機構或者人員協助履行管理人職責的， 所需費用從報酬中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