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改革能否推進關鍵在于改革能否給人們帶來利益，但從中國改革的實踐來看，利益集團主要關注的是成本，因為改革的收益是一個很不確定的因素，而成本則是非常現實的支付，因此，支持改革成本最小的變遷路徑，或將改革的成本轉嫁給其他群體，這是中國改革歷程中各種利益集團最基本的行為方式。

　　制度變遷的成本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方面是社會的總成本，這是由全體社會人員或不同的利益群體實際支付的成本，它表示社會為完成一項制度變遷消耗的資源總量；另一方面是不同利益集團承擔的成本，在資源消耗量既定的前提下，不同的利益集團承擔的并不是平均成本，筆耕論文，獲得的也不是平均收益，這樣就會產生一種分配結果，一部分人占有制度創新的主要成果，另一部分人則主要承提制度創新的成本。因此，制度變遷表面上看是新制度與舊制度之間的博弈，但隱藏在制度后面的卻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社會變遷的總成本雖然是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變量，但對制度選擇并不起決定作用，成本與收益的分配才是制度變遷的關鍵，誰都希望通過改革獲得更多的收益，而希望他人承擔更多的成本，那么制度變遷過程是如何解決利益的分配問題的呢？

　　解決這個問題的理論依據是帕累托改進。所謂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是以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優(PARE-TOEFFICIENCY)基礎之上。帕累托最優是指在不減少一方福利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而帕累托改進是指在不減少一方的福利時，通過改變現有的資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如果一項改革能使一部分人處境變好，而其他人的處境也不會變壞，這就會認為原有制度仍存在可以創新的空間，或者說社會還存在潛在利潤，制度創新的目的就是尋找潛在利潤。如果一項改革給一部分人帶來利益的同時，能夠補償利益受損者的損失，那么社會對這項改革就可以承受，在這種補償前提下的改革被稱為帕累托改進。根據帕累托改進的基本含義，帕累托改進實質上包含了以下三個要點：

　　1.資源配置仍有改進的余地；根據效率標準來衡量，資源配置還不是最優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術因素阻礙了社會對資源的有效配置；

　　2.創新集團能通過創新獲得創新收益；創新集團可以是社會群體也可以是政府組織，原有體制下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只有被有關集團發現，并且預期會獲得制度創新的收益時，社會才會形成制度創新主體；

　　3.利益集團不會因改革受到損害；創新集團只有能夠補償原有體制下利益集團的損失，改革才能推進，否則，改革就會受到舊制度的頑強抵制，使新制度難以實施。

　　這三條是改革的必備條件，缺少任何一條改革都難以推行。因為這三條實際上是改革的目標(潛在利益)、改革的主體(創新集團)、改革的策略(利益補償)的有機統一。

　　顯然，基于帕累托改進基礎上的制度變遷都只能算是漸進式的改革，因為改革如果不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就只能逐步推進。所以凡是符合帕累托改進的三條標準的都可以歸入漸進式改革范疇，而只符合前兩條，但不符合第三條的改革一般反映的是急進式改革。

　　這就是說，無論何種制度變遷方式，是誘導性制度變遷而是強制性制度變遷，只要這種改革不是在損害另一方的前提下推進的，那么這種改革就具有漸進式改革的基本屬性。然而，雖然漸進式改革的兩種不同方式都必須面對以上三大問題，但不同路徑的改革成本的分攤機制是不同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是一個由下而上，由局部到整體的逐漸推進的過程。這一過程大體是：個別創新集團最先發現潛在利潤的存在，并開始制度創新，其他準創新集團起來仿效，使創新成為一種趨勢，創新集團用創新收益補償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開始分化，或與創新集團結為一體，原有制度被擊破，新制度取代舊制度，制度變遷完成。例如，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消亡就是一個例證，當新興資產階級發現對土地進行資本主義經營可以帶來新的利益時，資產者有了高價租用土地的愿望，而土地所有者也認為將地租給資產者比租給佃農更合算時，農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產生了。所以誘導性制度變遷有一個重要特點，在制度變革中成本與收益的分攤基本上是對稱的，創新集團占有創新收益，其他未參與創新的集團只能得到補償。

本文編號：6482